(2)統籌城鄉發展的迫切性。發展是以穩定為前提的,離開穩定的發展是不健康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發展。勿庸置疑,非均衡的發展戰略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為我國羸得了一個較長的發展時期。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瓶頸”日益凸顯:連續多年內需不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日益擴大;由城鄉差別所引發的一系列矛盾和社會問題,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大的不穩定性因素。如果不妥善處理,將會破壞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3)統籌城鄉發展的可行性。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帶有普遍性。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要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建設新農村並不改變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基本進程,更不意味著國民經濟發展重點發生了轉移。新農村建設戰略的實現離不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作用,這就需要在發展的進程中,堅持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與新農村建設。
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旨是讓廣大農民民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儘管改革發展的20多年是我國民生問題持續獲得改善的20多年,但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中最突出的仍然是民生問題。特別是廣大農村,大多數的農民並沒有分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顯示,從198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三年低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其餘13個年份的增長都高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64.1%降低到的29.1%,下降了35%;城鄉差距擴大引發的一系列農村發展的現實困境更是令人堪憂,與城市廣泛發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約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3.6億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標準的飲用水,60%以上的農戶沒有衛生廁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沒有通公路,2%的村莊沒有通電,而且電壓不穩,電費又高於城鎮。農村中國小校舍危房率達到6.6%,占全國中國小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區尚有100多萬中國小因為校舍短缺不能入學。
顯然,改革帶來的經濟成長並沒有帶來全體國民福利的改善。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農村經濟改革和發展呈現出相對遞減的趨勢,經濟成長和發展的成果沒有被農民普遍分享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最為明顯的表現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沒有較快富裕起來,有的農民甚至陷入絕對貧困的地步,據統計,截止到底,全國農村尚有年收入不足668元的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
貧富懸殊的城鄉收入分配機制,會造成處於低位的社會階層的不公平、觸發社會的不穩定。當前我國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社會矛盾凸顯,但各種社會矛盾的背後都能找到經濟根源,體現出社會各階層對經濟發展成果公平分享的訴求。如何讓改革發展成果惠及於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民民眾,這不僅是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它直接關係到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在國民經濟總量增加、結構改善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斷上升但城鄉差距擴大且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削弱城鄉差距的情況下,站在以民為本、維護社會公平、協調城鄉發展的高度,政府提出兩個趨向的新農村建設戰略,是政府執政為民、執政富民的體現;強調在新農村建設中,大力推進工業帶動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發展思路,在繼續給農業、農村“輸血”“造血”的同時,更注重農民收入增長機制、農村全面進步機制的建立,其目的就是要讓農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