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范，自當因宜創製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鹹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雲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瓮牖之室，篳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眾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