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十三 氾論訓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蟄蚊虻。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掛,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禦寒。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櫌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古者大川名谷,沖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而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

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後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後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後氏祭於暗,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所不能中權亦明矣。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行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龐,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策錣而御馯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後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訽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沖以攻,渠蛘慘允兀連弩以射,銷車以斗。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乾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