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五十一 志第三十二

明昌二年，敕官或職至五品者，直赴御試。四年，平章政事守貞言：“國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諸司局承應，舊無出身，自大定後始敘使，至今鮮有可用者。近來放進士第數稍多，此舉更宜增取，若會試止以五百人為限，則廷試雖欲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文合格則取。

六年，言事者謂：“學者率恃有司全注本傳以示之，故不勉讀書，乞減子史注本傳之制。又經義中選之文多膚淺，乞擇學官，及本科人充試官。”省臣謂：“若不與本傳，恐碩學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題意而已。”遂命擇前經義進士為眾所推者、才識優長者為學官，遇差考試官之際，則驗所治經參用。詞賦進士，題注本傳，不得過五十字。經義進士，御試第二場，試論日添試策一道。

承安四年，上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場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余雖有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為相，作新經，始以經義取人。且詞賦、經義、人素所習之本業，策論則兼習者也。今舍本取兼習，恐不副陛下公選之意。”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立甲次，第一名為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人同，余分為兩甲中下人，並在詞賦之下。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時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詞賦進士不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聖訓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舉終場恩例，若會試取人數過多，則涉泛濫。”遂定策論、詞賦、經義人數，雖多不過六百人，少則聽其闕。時太常丞郭人傑轉對言，詞賦舉人，不得作別名兼試經義，及入學生精加試選，無至濫補。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後場詞賦經義同日試之。若府會試更不令兼試，恐試經義者少，是虛設此科也。別名之弊，則當禁之。補試入學生員，已有舊條，恐行之滅裂爾，宜嚴防閒。”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為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單鎰病時文之弊，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以致志行浮薄。可令進士試策日，自時務策外，更以疑難經旨相參為問，使發聖賢之微旨、古今之事變。”詔為永制。先嘗敕樂人不得舉進士，而奴免不良者則許之。尚書省奏：“舊稱工樂，謂配隸之色及倡優之家。今少府監工匠，太常大樂署樂工，皆民也，而不得與試。前代令諸選人身及祖、父曾經免為良者，雖在官不得居清貫及臨民，今反許試，誠玷清論。”詔遂定製，放良人不得應諸科舉，其子孫則許之。上又謂：“德行才能非進士科所能盡，可通行保舉之制。省奏：“在《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萬民，農工商賈皆是也。前代立賢無方，如版築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簡策者不可勝舉。今草澤隱逸才行兼備者，令謀克及司縣舉，按察司具聞，以旌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復宣旨以申之。

宣宗貞祐二年，御史台言：“明年省試以中都、遼東、西北京等路道阻，宜於中都、南京兩處試之。”三年，諭宰臣曰：“國初設科，素號嚴密，今聞會試至於雜坐喧譁，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監察罪。興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魯言：“國家數路收人，惟進士之選最為崇重，不求備數，惟務得賢。今場會試，策論進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詞賦、經義二人取一，前雖有聖訓，當依大定之制，中選即收，無問多寡，然大定間赴試者或至三千，取不過五百。泰和中，策論進士三人取一，詞賦、經義四人取一，向者貞祐初，詔免府試，赴會試者幾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則是十之一而已。時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嘗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濫如此，非所以為求賢也。宜於會試之前，奏請所取之數，使恩出於上可也。”詔集文資官議，卒從泰和之例。又謂宰臣曰：“從來廷試進士，日晡後即遣出宮，恐文思遲者不得盡其才，令待至暮時。”特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覽其程文，愛其辭藻，咨嘆久之。因怪學者益少，謂監試官左丞高汝礪曰：“養士學糧，歲稍豐熟即以本色給之，不然此科且廢矣！”五年，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格外多取十餘人，上命以特恩賜第。又命河北舉人今府試中選而為兵所阻者，免後舉府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