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五

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敕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系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沾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

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征粟才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征以給，仍以系官閒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為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閱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為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

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為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眾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征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為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征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閒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遍，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征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概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為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倘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