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五

八月，上將祔享太廟，詔依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下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為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真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為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抵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為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為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為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為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卻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於汴，實令元帥撒合輦先為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為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語在汝礪傳。

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敕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以為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

史館修《章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凡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絪兼之，復命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實錄》，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簡例。”制可。

二年二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為異同，甚非為相之道。復聞邇來殊不以幹當為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內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奉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多抗表乞從末減，高琪以為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偽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為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世宗敕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然其後三十餘年，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為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自今違奏條之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

行信始至涇，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市於洮州，以銀百鋌幾得馬千疋，雲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戶畜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於洮、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疋，機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