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鴆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

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為身計，豈不愚謬。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俯垂聽納，則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

世宗納之，遂為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如煬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為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治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遊以時即兆禍亂者哉！”

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選為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罰俸一月。世宗責之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聲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察為？”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避父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暐、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簸揚俸粟責倉典使償，為按察司所劾，以贖論。歷隩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

襄長於《春秋左氏傳》，至於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蚤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然議者譏其太儉雲。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也。性沉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榷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閱歲，改秘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向學，伯達以文行知名，選為侍讀，居無何以憂去。會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伯達行義，起為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敕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

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汝霖、右丞劉瑋及台諫亦皆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紿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升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谷，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采捕禁嚴，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為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

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