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六

舊禁民不得收制書，恐滋告訐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許民藏之。平章張汝霖曰：“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者，蓋不欲預使民測其輕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曉然知之，猶江、河之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為便。”以眾議多不欲，詔姑令仍舊禁之。

明昌元年，上問宰臣曰：“今何不專用律文？”平章政事張汝霖曰：“前代律與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決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也。”遂置詳定所，命審定律、令。承安二年，制軍前受財法，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符寶典書北京奴盜符寶局金牌，伏誅，仍除屬籍。按虎、阿虎帶失覺察，各杖七十。泰和二年，御史台奏：“監察御史史肅言，《大定條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為妻者，並準已娶為定，若夫亡，拘放從其主。離夫摘賣者令本主收贖，依舊與夫同聚。放良從良者即聽贖換，如未贖換間與夫所生男女並聽為良。而《泰和新格》復以夫亡服除準良人例，離夫摘賣及放夫為良者，並聽為良。若未出離再配與奴，或雜奸所生男女並許為良。如此不同，皆編格官妄為增減，以致隨處訴訟紛擾，是涉違枉。”敕付所司正之。初，詔凡條格入制文內者，分為別卷。復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及律所無者，各校定以聞。如禁屠宰之類，當著於令也，慎之勿忽，律令一定，不可更矣。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孫鐸先以詳定所校《名例篇》進，既而諸篇皆成，復命中都路轉運使王寂、大理卿董師中等重校之。四年七月，上以諸路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兩月一巡察，必不敢違法也。”五年正月，復令鉤校制、律，即付詳定所。時詳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為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既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為奸矣！臣等謂，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采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為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榷貨、邊部、權宜等事，集為《敕條》。”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後頒行。若律科舉人，則止習舊律。”遂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鑒、御史中丞董師中、翰林待制奧屯忠孝(小字牙哥)，提點司天台張嗣、翰林修撰完顏撒剌、刑部員外郎李庭義、大理丞麻安上為校定官，大理卿閻公貞，戶部侍郎李敬義、工部郎中賈鉉為覆定官，重修新律焉。時奏獄而法官有獨出情見者，上曰：“或言法官不當出情見，故論者紛紛不已。朕謂情見非出於法外，但折衷以從法爾。”平章守貞曰：“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罷之。然律有起請諸條，是古亦許情見矣。”上曰：“科條有限，而人情無窮，情見亦豈可無也。”明昌五年，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內徒年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緣先謂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婦人比之男子雖差輕，亦當例減。”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者並決五十，著於《敕條》。

承安三年，敕尚書省：“自今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自余創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議之。”四年四月，尚書省請再覆定令文，上因敕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轉奏可也。文牘多者恐難遍覽，其三推情疑以聞。”五月，上以法不適平，常行杖樣，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鑄銅為杖式，頒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輕，恐情理有難恕者，訊杖可再議之。”五年五月，刑部員外郎馬復言：“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銅杖式，輒用大杖，多致人死。”詔令按察司糾劾黜之。先嘗令諸死囚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並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並令其官就讞之。刑部員外郎完顏綱言：“自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還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亦動經數月，愈致稽留，未便。”詔復從舊，令委官追取鞫之。

十二月，翰林修撰楊庭秀言：“州縣官往往以權勢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上遂命定立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且謂宰臣曰：“長貳官委幕職及司吏推問獄囚，命申御史台聞奏之制，當復舉行也。”又命編前後條制，書之於冊，以備將來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