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二十七 志第八

泰和元年，尚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為無與於己，多致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剝載為名，奸弊百出。於是遂定製，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府官銜內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堤岸。為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浚、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監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監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潞、武清、香河、漷陰。

十二月，通濟河創設巡河官一員，與天津河同為一司，通管漕河閘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隸都水監。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閘，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腳之費。”遂增給之。

貞祐三年，既遷於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而籍之，命戶部勾當官往來巡督。四年，從右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饋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尚廄牛及官車，以助其力。興定四年十月，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為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延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挽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于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車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

盧溝河

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東歲飢。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為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為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複決，朝延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閘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為奸，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為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閘，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為安平侯。二十八年五月，詔盧溝河使旅往來之津要，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復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橋。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廣利。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為耳。”左丞守貞言：“但恐為豪右所占，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望也。”遂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