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八十三 志第五十九

至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繞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流者繞豐縣華山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又分而為十三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於徐州，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乃命朱衡為工部尚書兼理河漕，又以潘季馴為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年二月，復遣工科給事中何起鳴往勘河工。

衡巡行決口，舊渠已成陸，而盛應期所鑿新河故跡尚在，地高，河決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定計開浚。而季馴則以新河土淺泉涌，勞費不貲，留城以上故道初淤可復也。由是二人有隙。起鳴至沛，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皆上流也，以不貲之財，投於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為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里，褰裳無路，十萬之眾何所棲身，三也。挑浚則淖隱，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難保不污，五也。新河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宜用衡言開新河，而兼采季馴言，不全棄舊河。”廷臣議定，衡乃決開新河。

時季馴持復故道之議，廷臣又多以為然。遂勘議新集、郭貫樓諸上源地。衡言：

“河出境山以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橋四十餘裡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南五里許，運河可資其利；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逆上魚台，為患甚大。

朝廷不忍民罹水災，拳拳故道，命勘上源。但臣參考地形有五不可。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抵龍溝頗有河形，又系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為患，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橫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壩數里，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萬，曠日持久，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數百萬，一有不繼，前功盡隳，其不可五也。惟當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岸長堤以防奔潰，可以蘇魚、沛昏墊之民。”

從之。衡乃開魚台南陽抵沛縣留城百四十餘里，而浚舊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由此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入洪。於是黃水不東侵，漕道通而沛流斷矣。方工未成，河複決沛縣，敗馬家橋堤。論者交章請罷衡。未幾，工竣。帝大喜，賦詩四章誌喜，以示在直諸臣。

隆慶元年五月加衡太子少保。始河之決也，支流散漫遍陸地，既而南趨濁河。迨新河成，則盡趨秦溝，而南北諸支河悉並流焉。然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進。已雖少通，而黃河水橫溢沛地，秦溝、濁河口淤沙鏇疏鏇壅。朱衡已召還，工部及總河都御史翁大立皆請於梁山之南別開一河以漕，避秦溝、濁河之險，後所謂泇河者也。詔令相度地勢，未果行。

四年秋，黃河暴至，茶城復淤，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溢，決仲家淺運道，由梁山出戚家港，合於黃河。大立復請因其勢而浚之。是時，淮水亦大溢，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諸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大立又言：“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陳瑄故道，則淮可無虞。獨黃河在睢寧、宿遷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寢可虞。請浚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小浮橋以泄二洪之水。且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下草灣，以免衝激之患，則南北運道庶幾可保。”時大立已內遷，方受代，而季馴以都御史復起總理河道。部議令區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