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羊可立) 江東之 湯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孫振基(子必顯)丁元薦(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舉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張居正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居禁中，為閱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爵勢益張。而帝雅銜居正、保，未有以發。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並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歡，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獄，論死，夢龍罷去。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東之由是受知於帝。
明年，植巡按畿輔，請寬居正所定百官乘驛之禁，從之。帝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壽宮於大峪山。植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東之疏爭，不果。明年，植還朝。時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論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方忌中行、用賢，且心害植三人寵。會爭御史丁此呂事及論學謨卜壽宮之非，與申時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檄、河南參政戴光啟為鄉會試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敗，此呂發其事。又言：“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為題，顯為勸進。”大學士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為罪，請敕吏部核官評，以定去留。尚書楊巍議黜雒文，改調應科、檄，留啟愚、光啟，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啟愚大逆。此呂坐謫。植、東之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語侵時行。東之疏言：“時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巍雖庇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並求去。帝欲慰留時行，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不謫此呂，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反覆詆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賢為黨。中行、用賢疏辨求去，語皆侵國，用賢語尤峻。國避位不出。於是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溫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邇者襲請留居正遺風，輔臣辭位，群起奏留，贊德稱功，聯章累牘。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為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責言者如錦等指。其後，啟愚卒為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劾去，時行亦不能救也。
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貴之，風示廷臣。一相又劾錦衣都督劉守有匿居正家資。帝乃諭內閣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學、趙世卿及植、東之凡五人。時行等力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驟遷。帝重違大臣意，議雖寢，心猶欲用植等。頃之，植劾刑部尚書潘季馴朋黨奸逆，誣上欺君，季馴坐削籍。帝遂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並添注。廷臣益忌植等。
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旱。植數為人言：‘至尊呼我為兒，每觀沒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猶其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尚書，謂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東之發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賢及張岳、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為之黨，樂從之游。今指植與交歡為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黨懷馮、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乞罷職。章下內閣，時行等請詰可立奸黨主名。帝仍欲兩為之解，寢閣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植、東之求去，不許。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紛爭？”乃已。七月，御史龔仲慶又劾植、中行、思孝為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