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卷二十七 魏書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二州，廣農墾殖，倉谷盈積。

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谷畜帛，反民於朴。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縆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毌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並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鹹熙中為越騎校尉。【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雲。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遊學。黃國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

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雲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