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邊防十一

班固論曰：

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

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今隴西及金城、安鄉郡之南境；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安定、平涼郡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漢之上郡，今鹹寧、上郡、延安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說音悅。)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溺。)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音傲)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重疊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鉅依反)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鹹棄其愛子，昧利不顧，(昧，貪。)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媮音偷。)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