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卷十三 志第三

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冊萬歲元年，其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將有事於南郊，諫議大夫賈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後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國子祭酒褚無量、司業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是時睿宗將祭地於北郊，故曾之議寢。

玄宗既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玄元廟。二月辛卯，親享玄元皇帝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於南郊。其後遂以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為禮可不慎哉！

夫男女之不相褻於內外也，況郊廟乎？中宗時，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大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不可，左僕射韋巨源獨以欽明說為是。於是以皇后為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以執籩豆焉。至德宗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製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仿像，而眾說變不克成。

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亨，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於圓丘。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穎達以為非。侍中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書監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個，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革蜀〉，禮高禖，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以取信哉？且門有皋、庫，豈得施於郊野？謂宜近在宮中。"征及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

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皆不足記。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開元五年，復以為乾元殿而不毀。初，則天以木為瓦，夾紵漆之。二十五年，玄宗遣將作大匠康灊素毀之。灊素以為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真瓦。而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圓丘。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

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曰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於是尚書八座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制曰："可。"於是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弘農府君以世遠毀，藏夾室，遂祔太宗。及高宗崩，宣皇帝遷於夾室，而祔高宗。皆為六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