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八十一·志第四十八

七月九日，博士又言：“古者祀天，器用陶匏，席用藁鞂。自漢甘泉雍畦之祀，以迄後漢、晉、魏、南北二朝、隋、唐，其壇壝玉帛禮器儀仗，日益繁縟，浸失古者尚質之意。宋、金多循唐制，其壇土遺禮器，考之於經，固未能全合，其儀法具在，當時名儒輩出，亦未嘗不援經而錠也，酌古今以行禮，亦宜焉。今檢討唐、宋、金親祀、攝行儀注，並雅樂節次，合從集議。”太常議曰：“郊祀之事，聖朝自平定金、宋以來，未暇舉行，今欲修嚴，不能一舉而大備。然始議之際，亦須酌古今之儀，垂則後來。請從中書會翰林、集賢、禮官及明禮之士，請明去取以聞。”中書集議曰：“合行禮儀，非草創所能備。唐、宋皆有攝行之禮，除從祀受胙外，一切儀注悉依唐制修之。”

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尊祖備天，其禮儀樂章別有常典，若俟至日議之，恐匆遽有誤。”於是中書省臣奏曰：“自古漢人有天下，其祖宗皆配天享祭。臣等與平章何榮祖議，宗廟已依時祭享，今郊祀專祀昊天為宜。”詔依所議行之。是歲南郊，配位遂省。

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甲子，命御史大夫鐵古迭兒即南郊告謝天地，主用柏，素質元書，為即位告謝之始。

至大二年冬十一月乙酉，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十二月甲辰朔，丞相三寶奴、司徒田忠良、參政郝彬等奏曰：“南郊祭天於圓丘，大禮已舉。其北郊祭皇地祗於方澤，並神州地祗、五嶽四瀆、山林川澤及朝日夕月，此有國家所當崇禮者也。當聖明御極而弗舉行，恐遂廢弛。“詔曰：“卿議甚是，其即行焉。”

至大三年春正月，中書禮部移太常禮儀院，下博士擬定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儀。博士李之紹、蔣汝礪疏曰：“按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壇方制，漢去都城四里，為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十四里，為方壇八角三，或每成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宋至徽宗始定為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於三成這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義，去都城北六里，於壬地選擇善地，於中為方壇，三成四陛，外為三壝。仍依古制，自外祗之外，治四面稍令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牆圍、器皿色，並用黃。其再成八角八陛，非古制，難用。其神州地祗以下從祀，自漢以來，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限隰，各從其方從祀。今蓋參酌舉行。”

秋九月，太常禮儀院復下博士，檢討合用器物。冬十月丙午，三寶奴、田忠良等復言：“曩奉旨舉行南郊配位從祀，北郊方丘朝日夕月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禮圓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春秋朝日夕月，實合祀黃。”詔曰：“所用儀物，其令有司速備之。”又言：“太廟故用瓦尊，乞代以銀。”從之。十一月丙申有事於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時帝將親祀南郊，不豫，仍遣大臣代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丁亥，太常寺臣請立北郊。帝謙遜未遑，北郊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社買閭、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野，學士蔡文淵、袁桷、鄧文原，太常禮儀院使王緯、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堂議。

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當有旨欽依。

二曰神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圓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北有，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久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乙，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