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七十一·志第三十八

元統三年，四川鹽茶轉運使司請於所辦余鹽一萬引內，量減帶辦兩浙五千引之數。又分司運官亦言：“四川鹽井，俱在萬山之間，比之腹里、兩淮，優苦不同，又行帶辦余鹽，民不堪命。”中書省奏聞。敕帶辦余鹽五千引，權行倚閣。

遼陽鹽場：太宗九年，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錢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乃馬真皇后稱制四年，合懶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布一千匹。至元四年，禁東京懿州乞石兒硬鹽，不許過塗河界。是年，命各位下鹽課如例輸納。二十四年，灤州四處鹽課舊納羊一千頭者，令依例納鈔。延祐二年，命食鹽民戶課鈔。每兩率加五錢。

兩淮鹽場：至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為中統鈔八兩。十四年，改每引四百斤。十六年，歲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為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十五萬引。三十年，以襄陽民改食淮鹽，增八千二百引。大德四年，元貞二年，以河南虧兩淮鹽十萬引，鈔五千錠，遣札刺亦台鞠間，罪之。諭鹽運司設關防之法，凡鹽商經批驗所發賣者，所官收批引牙錢，不經批驗所者，本倉就收之。八年，停煎五萬餘引。天曆二年，額辦正余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中統鈔二百八十五萬二百二十五錠，工本自四兩遞增至十兩。

至元六年，兩淮運司準行戶部尚書運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創立，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十五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逼勒灶戶，加其斛面，以通鹽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中書省奏準，改法立倉，設綱使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至大間，煎添正額余鹽三十萬引，通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運至楊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不下四十萬餘引，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順四年，前運使韓大中等又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顧船腳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俟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己物，恣為侵盜。及事敗到官，非不嚴加懲治，其能禁止。其所盜之鹽，以鈔計之，不過折其舊船以償，安能如數征之。是以星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興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困。’竊照揚州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閒之地。如聽鹽商自行買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臨期用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尤為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既申中書戶部及河南行省照勘。文移往復，紛紜不決。久之，戶部乃定議，令於客商帶納挑河錢內，撥鈔一萬錠，起造倉房，仍咨河南行省，委官偕運司相視，果無違礙，而後行之。

兩浙鹽場：至元十四年置，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八年。增引為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十九年，每引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局以平鹽價。二十三年，增引為四十五萬。二十六年，減十萬引。三十年，置局賣鹽魚於濱海漁所。三十一年，並四十所為三十四場。大德五年，增引為四十五萬。至大元年，又增余鹽五萬引。延祐六年，歲引五十萬引。七年，定鹽課十分為率，收白銀一分，每銀一錠，準鹽課四十錠。其工本鈔，浙西正鹽每引增至二十兩，余鹽至二十五兩；浙東正鹽增至二十五兩，余鹽三十兩。

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創立，當時未有定額。至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余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為九貫、十貫，以至六十貫、一百貫，今則為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旅就倉支鹽。始則為便，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掊克。況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停灶，散漫海隅。行鹽之地，里河則與兩淮鄰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墮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