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多年的發展，大批在華外商投資企業從投入期轉入產出期，並已日益成為我國外向型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截至2001年12月底，我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已達 3954．69億美元，外資對gdp的貢獻不斷增加。以江蘇省為例，全省外商投資企業實現淨利潤1998年為101．1億元人民幣，1999年為161．23億元人民幣，2000年為225．35億元人民幣，年平均增幅高達62％。但在外商投資企業利潤總量連年增長的同時，其利潤匯出的總量也呈現較高的增長態勢，以全國為例，1998年為220．24億美元，1999年為280．21億美元，2000年為265．37億美元。
從理論上講，境內外商企業投資收益列入東道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而該項利潤收益的處置卻是跨國企業全球轉移價格行為的組成部分，操縱的主動權基本掌握在企業手中。近年來，上述外商投資企業較大規模投資收益的流出狀況，已直接導致了我國國際收支收益項下的持續逆差。因此，在日趨複雜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下，分析影響外商投資企業利潤處置行為的主客觀因素，深入研究其中的利潤留用結構狀況，對維護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完善經常項目管理政策，更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由於本文主要針對利潤處置中留用存量與結構的分析，因此其分析基於以下條件：外商投資企業的利潤真實可靠；避稅行為合理；現行法規的承諾和巨觀經濟面穩定。
一、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利潤處置理性行為分析
一般地，外商投資企業對其利潤處置方式，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四種：(1)逐年分配利潤並及時匯出；(2)轉增資於本企業或再投資於境內其他領域或企業；(3)利潤逐年分配但不匯出，留用企業內部周轉；(4)利潤不作分配而留用。其中，後三類屬利潤留用的處置方式。進一步調查顯示，對已留用企業內部的外方利潤，還有不計利、計單利或計複利的不同處置方法。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企業利益最大化驅動了其利潤處置方式的理性選擇，進而決定資金的流動方向。因此，我們首先採用單一的成本收益分析，來評價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利潤處置的理性行為。表1推導中設定的變數為：l：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表示資金在境外的平均收益水平，取1年期利率在2001年各月的平均值3．4％(數據取自《中國外匯管理》各期)；r：境內盈利外商投資企業的平均投資收益率8％(數據由江蘇省外資企業平均實現利潤與平均資本總額推算而來)；t：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率，第1-2年免稅，第3—5年減半稅率為 16．5％；i:利潤留用企業內部所享受的年利率，按江蘇省外資企業聯合年檢中的平均水平4％計息。x：企業期初獲取利潤為100萬美元。假設條件為：(1)忽略資金匯出費用；(2)不計利息稅因素；(3)忽略利潤再投資的退稅因素；(4)假定該企業連續選擇同一種利潤處置方式；(5)不考慮企業投資的機會成本。
從表1可以看出，在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利潤處置理性行為中，選擇利潤留用的整體收益明顯大於利潤匯出，而在留用利潤中，又以轉增資和再投資的平均收益為最大，且計複利情況下的整體收益均高於計單利和不計利。
二、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利潤處置的會計行為分析
從理論上講，上述利潤處置的理性選擇屬於企業財務決策範疇。為便於分析這一決策行為對我國國際收支產生的實際影響，我們還需從財務角度對其會計特徵作進一步界定。
在華外商投資企業利潤處置的具體操作和會計核算過程一般為：(1)對稅後淨利潤，貸記結轉至“未分配利潤”科目(出現虧損時，相應沖減年初未分配利潤餘額，如有未彌補虧損，則作為未分配利潤的減項反映)；(2)根據董事會確定的“三項基金”提取比例、分配利潤的比例以及投資方股權份額進行股利分配時，借記沖減“未分配利潤”，貸記轉入“應付股利”科目(也有不規範地記入“其他應付款”科目中的)；(3)投資者提取股利時，則借記沖減“應付股利”餘額。所以，從會計核算角度劃分，企業利潤處置的結果包括應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潤兩部分。這兩類資金在性質、使用和會計核算上都有較大的不同。
“應付股利”是經董事會批准，已分配給投資者、而投資者暫未支取的利潤，其所有權屬於投資者。在會計核算中，“應付股利”被歸入“流動負債”類科目。一旦投資者需要提勸應付股利”時，企業必須按賬面餘額隨時予以撥付。從本文研究的角度看，企業撥付部分即為“利潤匯出”，未使用部分即為“利潤留用”。
客觀地審視我國長期以來對資本流動的監管制度，我們不難發現，有關外方利潤處置的一系列管理政策僅將管理的重點置於利潤匯出和再投資環節的“真實性審核”上，而忽略了對整體存量利潤的監測與結構分析。因此，出於審慎監管的目的，為避免國際資本流動對國內金融體系的衝擊，更好地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必須未雨綢繆，高度重視外方利潤留用的存量和結構的主動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