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鄉規劃的公開性、可監督性以及不得擅自更改的嚴肅性，來遏制城鄉建設過程中存在的諸如“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這樣的問題，應該說，城鄉規劃法草案的這一治理思路不僅非常正確，而且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毋庸諱言，當前我們的城鄉規劃建設中，“政績(形象)工程”之類現象之所以屢禁不絕，甚至在一些地方有不斷泛濫的趨勢，關鍵就在於：在城鄉規劃中，一方面，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沒有得到充分尊重；而另一方面，權力干預規劃的能力又過於強勢，難以得到有效制約。這些都導致，不少現實中的城鄉規劃往往無視公共訴求、民生利益，既“貪大求洋”，又“急功冒進”，不僅損害了城鄉建設的和諧，而且也人為地破壞了城鄉社會內部各種結構要素的協調和均衡。
其實，在筆者看來，城鄉規劃之所以必須遵循一個充分公開透明、可監督且不得隨意更改的治理思路，根本原因還在於，這樣一個治理思路，實際上是一個法治化的思路，彰顯的是“保障權利制約權力”的法治精神。
“城鄉規劃”究竟是什麼？如果僅以專業的眼光打量，或許會認為它只不過是一些圖紙和文字構成的規劃設計方案而已，然而從法治的視角來看，它其實就是一部規範城鄉發展建設的法律。城鄉規劃的編制、出台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一個立法的過程，與之相對應，遵守和貫徹實施城鄉規劃的過程，也就成了一個守法、執法的過程。
一旦以這樣一種法治的視角來審視城鄉規劃，對於通過城鄉規劃法來遏制和治理“政績(形象)工程”，我們無疑會有進一步的法治期待：比如說，在城鄉規劃的編制環節，除了要強調公眾的知情權———向社會公開和徵求公眾意見之外，是否還應進一步考慮賦予公眾更為直接充分的參與權，如將城鄉規劃提交人大表決？很明顯，既然城鄉規劃就是法律，而編制的過程就是立法的過程，那么充分尊重公眾的參與權，並通過法定的民意機構來保障這種權利的實現，就是法治邏輯的必然。
而另一方面，在規劃的監督實施方面，即守法、執法的環節，我們也有理由進一步期待：城鄉規劃不僅不能“因為地方領導人的變更而變更”，而且，對於那些敢於擅自更改和破壞城鄉規劃的官員，還必須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追究其相應的法律責任。
不能不說，在這方面，時下我們的法治化程度是難以令人滿意的，這突出表現在：雖然對於“政績(形象)工程”在政策宣傳上一直是禁止的，但相應的處罰卻明顯過於疲軟———往往囿於紀律、行政層面來處理，而沒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來追究違法責任。為了維護法律的嚴肅性，給予破壞規劃的掌權者嚴厲的法律追究，是今後貫徹實施城鄉規劃所不能迴避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