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中國土地調控的歷史，中央政府的密集政令和地方政府的違規反彈常常如影形隨。
國土資源部3月20日發布的《2006年全國土地違法案件查處情況通報》顯示，全國發現的土地違法行為及立案查處的土地違法案件，無論從案件數量，還是涉及的土地面積，都較2005年有大幅上升。其中，當年新發生的土地違法行為、當年發生立案的案件及其涉及的土地面積上升幅度更大。
與土地的“戰爭”似乎已經是中國經久不衰的話題。可以肯定，有了上述的統計數據後，今年即將開始的新一輪土地調控將更加嚴厲，但如此頻繁的調控，並不表明我們已經精於此道，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反倒是對此前屢次調控不力的補救。
事實上，頻繁調控並不是中央政府的偏好，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得已而為之。從國土資源部的通報情況來看，地方政府部門的違規操作是各地土地違法的主因。甚至，目前的一些現行政策還在逐漸強化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上的權力。比如，從2007年開始，省級政府開始對城市建設用地負總責，原來的分批次審批也調整為一年一申報。贊同此方法的有關專家對此的評價是，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更為細緻明確。但是，行政權力的擴張似乎又強化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創租”、“收租”的動機，在現行的監管框架內，效果顯然不容樂觀。
因此，時至今日，中國的土地調控需要更巨觀和更具前瞻性的視野，需要把注意力從行政權力的分配和監管中轉移出來，轉換思路——更多地關注一些基本制度的建設。
從立法上來看，當前全國正在開展新一輪土地規劃修編，趁此良機，加快推出《土地規劃法》不僅是完善土地規劃制度，加強民主法治的大勢所趨，也是構成地區投資軟環境的重要環節。通過提高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使其透明化，進而制約其他涉及土地開發利用的各種“規劃”、縮減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空間，這在兩稅已經並軌，而各地招商引資大軍四處“遊獵”的此時，更具有迫切性。不然，各地必然會陷入以土地換稅收的狂熱中。
有了以上的立法基礎，強化公眾對於土地使用的參與程度就變得可行起來，未來必須確保公眾在征地過程中的知情權與話語權，並能夠參與征地各項條件的協商，借鑑公共事業中已經廣泛開展的聽證會制度不失是一個好的辦法。土地使用各相關方廣泛參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監督並減少政府行為對公眾利益的背離，保證公眾的合法權益。
諸多影響土地調控的因素中，地方政府的行為似乎是其中最難以控制的因素。在現行的土地徵用制度安排下，政府存在著偏離公共利益原則行為的內在與外在驅動。更何況，相比於巨大的違規收益，付出的成本要小得多。統計顯示，2006年查處結案土地違法案件90340件，但是其中給予地市級幹部行政處分的只有6人，給予地市級幹部黨紀處分的只有 9人，這已經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土地違法違規在各地屢禁不止的原因。在轉變政府職能以及官員考核機制難以一蹴而就的情況下，加強對政府官員違規違法行為的查處將是最直接的調控方式。同時必須將對土地的管理成效納入到政府官員的考核中來，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好的先例——計畫生育工作的好壞早已經成了地方官員政績的一部分，在官員升遷中有著一票否決的威懾力，事實證明，這對官員有強大約束力。
本次兩會中，《物權法》的通過進一步明確了國家行政部門的管理職責，為未來達到真正“尊重土地、尊重土地權利”的目的奠定了堅實基礎。也證明了決策層希望藉助根本性制度創建來實行“良治”的決心，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美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