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審計監督是指由國家法律確認的，向納稅人負責的，由獨立機構和職業人員審查國家成本核算和國家實現公共財政效能的一種國家監督。我國國家監督制度由1982年憲法所確立，建立了行政型國家審計模式。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在1994年通過了《審計法》。國家審計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也日趨成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審計制度，為維護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保駕護航作用。但是，國家審計監督也存在一些缺陷，這些缺陷在經濟的轉軌時期顯得尤為突出，制約著審計監督作用的有效發揮，降低了審計監督的效率，最終也影響到審計監督的效果。
一、《審計法》的立法缺陷
1.國家審計權力和法律責任不對稱。《審計法》賦予了審計機關很大的權力，由其代表國家行使審計監督權，行政性較強，但卻沒有賦予其足夠的法律責任。《審計法》第六章的法律責任從第41條到48條規定了被審計單位的法律責任，只有第49條為審計人員規定了審計的法律責任，即“審計人員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給予行政處分。”與該法的占絕大多數的權力的條款相比，是不對稱的。《審計法》第四章有關審計機關許可權里從第31條到36條，規定國家審計有檢查、取證、採取強制措施的權力從權力的制約上講，國家審計比較有利於對外部權力的制約，而對國家審計自身權力的約束上是不利的。這樣可能導致審計權的兩極分化或是不作為，或是腐敗。如對嚴重違規行為，會從輕處理；對輕微的違紀現象，則可能從重處罰；對一些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還有可能用行政處罰來代替司法制裁等等。
2.國家審計處理缺乏具體的法律依據。《憲法》第91條和《審計法》第2、3、5條為開展審計監督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據，但對審計監督過程中發現的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理和處罰的條文設定則比較模糊。《審計法》第34、35條規定：“審計機關有權制止被審計單位的違規行為，制止無效的，經政府批准由主管部門作出處罰；審計機關認為被審計單位違法、違規的，應當建議有關部門糾正，有關部門不予糾正的，審計機關應當提請有權處理的機關依法處理。”處理的條文沒有像《會計法》那樣給予明確、具體的規定。要進行處理，必須與政府和主管部門協調。如果三方協調得好，也許處理得以落實；反之，就會流於形式，審計監督的效果也會低於期望值。
3.審計報告的質量容易受到影響。審計報告是審計人員根據審計準則的要求，在實施了必要的審計程式後出具的，用於對被審計單位責任履行情況發表審計意見的正式書面檔案。《審計法》第39條規定：“審計報告報送審計機關前，應當徵求被審計單位的意見。被審計單位應當自接到審計報告之日起十日內，將其書面意見送交審計組或審計機關。”審計報告是審計組依法作出的結論性法律文書，它的審核權應該在審計機關，而不是在被審計單位，無需徵求被審計單位的意見。此規定使審計報告容易受到來自被審計單位施加的影響，審計報告作用的發揮也會受到限制，有必要對其進行廢除或修改。
4.國家審計的範圍過窄。我國的審計範圍由最初監督“國家企業的財務支出”為主，演變為1998年提出的“財政審計、金融審計和企業審計的三大審計”概念。《審計法》第2條規定了審計的對象是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國有金融機構。在我國，使用國家財政資金和國有資源的，既有政府、人大、政協、企事業組織，還有政黨、軍隊和各種社會團體。可見，在現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著有多種所有制主體都在使用公共財政資金和公共資源的情況，這就使我國的國家審計在審計監督上出現了審計盲區。國家審計並沒有達到凡是國家財政資金都要審計的程度，沒有完全擔負起審查國家成本核算和評價國家實現公共財政效能的責任，因而就很難切實而全面地監督國家財政，也沒有全面履行起向國家和納稅人負責的責任。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許是審計資源的缺乏，國家審計原先的設計只能突出重點，抓大放小，但與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審計相比，還是有一定的距離的。
5.實施經濟責任審計的法律依據不夠明確。經濟責任審計的對象是特定的領導幹部，它的目標是加強對領導幹部的管理和監督，促進領導幹部勤政廉政，全面履行領導職責。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們只能在《審計法》第2條找到這樣的表述：“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門的財政收支，國有的金融機關和企業事業組織的財務收支，以及其他依照本法規定應當接受審計的財政收支、財務收支，依照本法規定接受審計監督。審計機關對前款所列財政收支的真實、合法和效益，依法進行審計監督。”《審計法》還同時賦予了審計機關對被審計單位違法違規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有提出行政處分的建議權和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權力。有一種說法認為，儘管沒有提到“經濟責任審計”的字眼，但可以從以上的表述中得出涉及了這方面的內容。從依法審計的角度看，這是不夠嚴謹的，法律依據必須是明確的表示，要與法律條文產生直接的聯繫。
二、現有的審計體制難以保證國家審計監督的獨立性
世界各個國家審計機構的設定大概分為四種類型，即：行政型、立法型、司法型和獨立型，其中，行政型的獨立性是最低的。1982年，行政型的審計模式被寫入中國憲法，我國的審計法其實就是一部行政法規，它的第5條規定：“審計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計監督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體現了國家審計在我國權力結構中具有的獨立性，但也同時表明，這種獨立性只是相對於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而言。如果國家行政權之外的權力，比如政府首長的權力干涉審計，那是合法的。這從《審計法》的第9條得到證明：“地方各級審計機關對本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審計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審計業務以上級審計機關領導為主。”也就是說，審計監督為政府和政府首長服務。這是由於我國的憲法規定，把國家審計權放在國務院的領導下，在行政中處於從屬地位，所以，我國目前的國家審計，實際上是屬於國家的內部審計，審計的獨立性是比較有限的。1994年，中國頒布的《審計法》對《憲法》中的原則性規定作了細化，並增加兩項重要內容：一是規定了“同級審”和“上下審”相結合的審計監督制度（審計機關審計同級行政機關以及上級審計機關或其派出機構審計下級行政機構）；二是規定審計機關的“兩個報告”制度。其中包括，受政府委託向本級人大常委會作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這是人大介入審計的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