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向東認為，新東方是全世界都少見的公司，由兩萬個“靠嘴皮子去說服別人的人”組成，這在中國是第一家，因此內部溝通無比重要。而俞敏洪不只需要在內部說，更需要到外部去說。教育是一個封閉的空間，俞認為這是國有與民營之分最明顯的一個領域，新東方就需要在由制度和官僚構成的迷宮中尋找出口。
上市後對資本市場有所抱怨的大有人在，俞敏洪的聲音最洪亮。他屢次談起自己上市時的猶豫，及上市後被拖著走的痛苦。他在國慶節寫給全體新東方人的信中說：“我們在新東方‘長大’的過程中(沒有用成長，是因為我們新東方這幾年沒有成長!)，迷失了目標……”
實際上，能釋放出來的也僅是他心中壓力的一小部分。“我算是個能夠正常表達自己喜和樂的人，但是會把怒和哀儘可能地放在心中。”他在部落格中寫道。接近俞的人深知他生活得有些“悲慘”，他們接到的俞的郵件，經常寫自半夜兩三點鐘。俞嚴重失眠，長期以來都要吃安眠藥，還未必有效，而且不管睡多晚，每天早上都得七點起床。另外，他還有腸胃失調、腰椎間盤突出、頸椎病等沉疴。
當陳向東對重要決策有不同意見時，會拉上周成剛一起去找俞敏洪。有幾次已靠近俞敏洪辦公室，看到俞正一動不動、愁眉苦臉地坐在那裡，陳向東心想“算了算了，老闆也不容易”，兩人於是折回。
“俞敏洪決定了新東方的天花板。新東方能走多遠，取決於他的視野和想法。”一位新東方高管向本刊透露，“在他內心深處很渴望變化。不過他有太多的應酬和活動，很難拿出更多精力來。而且他不是一個按照管理程式來發牌的人，再加上太忙，一線的情況有時不太了解。”
幸運的是，俞敏洪看到了自身局限，由此動手組建自己之外的第二梯隊。新團隊有一個共同點，分別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這四個最重要市場做過校長，熟悉一線炮火。
陳向東上任後，在一次管理層會議上提到要做三件事情，其中一項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變革推動者，新業務、項目的快速推動者”。
“這段時間該失眠就失眠吧。”他對同事說。他們失眠多一點，俞可能就睡得更香一點。
由被動到主動的創新
陳向東是個有心人。
他給俞敏洪做助理時，沒事就在走廊晃蕩，去各個辦公室串一串，看看項目主任和秘書在做什麼，學員和家長問什麼問題。也觀察俞敏洪，看他怎樣對待學員，如何走近學生並和對方講話，又怎樣通過這些情況來調整與老師的交流。
如果新東方有一個人比俞敏洪出差更多，喝酒更多，那就是陳向東。鋪市場時，他從廣州一路喝到福州，在福州9個人喝了114瓶啤酒，一直喝到服務員說沒菜了，他告訴人家，“沒關係，我們不要菜，就喝酒。”
讓陳脫穎而出的一役是武漢市場。2002年，他從公司申請了30萬註冊資金，單槍匹馬跑到武漢創辦分校。到武漢後才發現，連續有家長來問新東方有沒有少兒英語，當時尚無全國性少兒英語品牌，陳向東看到了機會。
不過，武漢學校上馬少兒英語培訓(泡泡少兒英語前身)的計畫傳到總部，卻遭到激烈反對。董事會和管理層電話不斷，要求關掉這一項目。理由很簡單：北京都沒有做，武漢肯定沒戲，不要損害新東方品牌。
陳偏不信這個邪，武漢有很多做得不錯的地方少兒英語培訓機構。陳就溜過去看對手的廣告設計、課程設計、上課時老師的表情。他挖來了另一家機構的一位女老師，該老師笑容特燦爛，眼神特純淨，“就像《山楂樹之戀》女主角一樣。”通過她介紹，陳又認識了當地的少兒英語專家謝琴。
謝琴本來是學經濟學的，大學沒畢業就在一家英語培訓學校做到了副校長，當時正準備出國繼續深造經濟學。陳向東面試時故意考了她幾個經濟學問題，謝只是個經濟學本科生，回答不太精闢。於是陳說：我看你只是了解一些皮毛，就你這種水平，與其將來當一個平庸的經濟學家，不如當一個優秀的少兒管理專家。就這樣把謝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