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畫家、書法家，大多嗜酒，原因有二：一是他們的氣質與性格特徵鮮明，多愁善感，生活追求浪漫氣息，希望淋漓盡致地表現自己的個性，因而以酒澆愁，借酒興來體味生活的趣味。二是酒能推助書畫作品的產生。因酒具有興奮中樞神經系統的功效，它可使人精神亢奮，才思敏捷，從而激發出珍貴的靈感，這樣，不但易於促成書畫藝術品的誕生，而且可提高作品的質量。
酒，對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初向衛夫人學書法，後去官，與東土士子日盡山水之游，飲釣自娛，書法更加精進。其著名代表作《蘭亭集序》，便是他於紹興蘭亭和孫統、孫綽、王蘊等四十一人聚飲時寫就。唐代“草聖”張旭作書，往往是酒後激情方起，醉後大呼狂走才索筆，有時甚至不用筆，而“以頭濡墨，一甩而就”，“變化無窮，若有神助”，待酒醒後再寫，竟“不可復得”（《唐書·張旭傳》）。宋代書法家蘇舜欽，官運不佳，被謫放到蘇州時，常練草書，有時酒酣落筆，較之平時更洋洋灑灑，別具一格，人爭傳之。明朝遺臣朱耷，往往於醉後揮毫。人們知其嗜酒，聞字、畫“皆得其醉後”，所以，為了得到他的作品，便“置酒招之”，將紙、墨置於席邊，待酒興大發，他便開始潑墨，或“攘筆搦管，狂叫大呼”，結果是“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而“醒時，欲覓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萬鎰於前夕顧也！”（見《清朝藝苑》）
不僅書法家創作藉助於酒力，許多畫家亦然。在美術史上，秦漢間的“千歲翁”安期生，曾“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酉陽雜俎》）。唐代吳道子，“每欲揮毫，必須酣飲”（潘天壽《中國繪畫史》）。張志和“喜酒，常在酣醉後，或擊鼓吹笛，舐筆成畫”（同上）。宋代包鼎，為畫虎專家，每當畫虎之前，總是首先“灑掃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然後“脫衣，據地臥、起、行、顧”，感到自己真像老虎時，又“復飲斗酒，取筆一揮盡意而去”（見《後山談叢》）。元代畫家錢選，“酒不醉，不能畫”。明代畫家吳偉好“劇飲”，人們欲得到他的畫，需“載酒……往”。清代畫家鄭板橋，酷愛狗肉和飲酒，富商大賈雖“餌以金千”，也難得板橋字畫，而不少人以狗肉或燒酒，便可輕而易舉地得到。
我國古代借酒作畫、作書者，遠非上述諸人。可以說，大部分畫家和書法家的許多藝術精品的產生，都與酒密切相關。當然，他們之所以能創造出精湛的藝術品，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們的勤學苦練。但是，也絕不能忽視酒對書畫作品的誕生的巨大推助作用。這是書畫家飲食生活中的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