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我初到北京時，在前門和沙灘一帶，特別是北京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附近還有不少露天的飲食攤兒和小飯鋪。我從文學作品裡，早就見到很多作家寫過這種地方。居然有人說，當年魯迅先生在北大紅樓講完小說史，偶爾也坐在飯攤兒上與人力車夫們一起進餐。想想那氣氛，真有點浪漫，我寧可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樸素的平民化美食總是與人力車夫、窮學生、清苦文人結緣的。
1947年夏，我第一次到北京，住在中法大學的學生宿舍。附近的小飯鋪，一兩間門面，木格子窗戶都是用紙糊的，只中間留一方透明的玻璃，古樸得很。我要一盤肉絲炒餅、一碗火柿子雞蛋湯。跑堂的先問我炒餅要多大分量，半斤呢，還是幾兩？在天津吃炒餅炒麵都論盤，不問分量大小。接著又跟我訂正是不是西紅柿雞蛋湯？京津兩地距離這么近，風俗硬是不同。天津管西紅柿叫火柿子，形象而有詩意。吃炸醬麵，天津的習慣黃瓜菜碼兒都切成細絲，與麵條拌在一起吃；北京的習慣切成一小段兩寸長，或乾脆抓起整條黃瓜就著吃。起初，我還真不習慣。後來入鄉隨俗，覺得這樣倒亦省事，頗具鄉野之風。再吃黃瓜切絲，反而覺得費事，又跑了不少鮮味，不那么自然，顯得造作。剛到北京，當然要嘗嘗慕名已久的豆汁兒。那時穿胡同賣豆汁兒的小車真多，小小瓷盤裡的鹹菜絲也很誘人，沒想到一口下去實難下咽，從此數十年再也不敢問津。前幾年冒險試了一次，味淡了，還能適應。莫非因我年老，對什麼都有點麻木和無所謂了嗎？
最難忘的是在前門外的門框胡同吃的冰鎮乳酪。潔白、素淨、爽口，是真正民族化的冷飲，消夏勝品。人們說那是從宮裡傳出來的。一碗在手，如處宮中，很神秘的。那時北京的冰激凌還少見，只有到北京飯店和東安市場內的起士林、榮華齋樓上才有，價錢貴，不是平民化的食客能隨時出入的。那時天津除了刨冰外，更流行“雪花落（酪）”，比冰激凌便宜，顆粒粗，水分大，滿街都是，北京卻沒有。你道奇也不奇？
1950年，我成了北京居民。最不習慣的是吃不到天津的煎餅果子。跑遍北京城只有東華門大街一個推車的賣。北京的油條，天津叫果子；北京的薄脆，天津叫果箅兒；北京的糖餅，天津叫糖蓋兒。語言亦怪，京味的“兒”字，在這裡又被天津話給奪去了。誰能說得清這是怎么回事。總之，直到近二十來年，北京才滿街時興煎餅果子，攤販的數量遠遠超過了發祥地的天津。不過北京人還客氣，總不忘在小車上標以“天津風味”幾個大字，讓“天津衛”看了不禁有點飄飄然。
北京的地方小吃麻團、驢打滾什麼的，天津也有了。這種互為影響互相交流的局面，都是無形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但是，北京的豆汁兒、炒肝始終進不了天津，“天津衛”就是不承認。又融合又抗拒，恐怕還要保持下去。我就不明白，北京怎么就不炸麻花呢？非得從天津整盒整盒地運來賣，為什麼不打出北京大麻花的牌子？還有天津的鍋巴菜，不僅北京不承認不接受，在全國也成了獨一份兒。可我從小是吃鍋巴菜長大的，若想吃一碗，難道還要花幾十元錢，跑一趟天津？
沒有別的辦法，就像魯迅先生說的，讓幼小時喜歡吃的東西，蠱惑我一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