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以其"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里"久遠廣闊的時空跨度，被讚譽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偉壯觀的人工建築奇蹟。長城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深遠巨大的影響，也積澱和凝聚了極為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鮮明地體現出構築者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熔鑄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人們往往從長城厚重紛繁的歷史底蘊中抽取含義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比喻和象徵，各種比喻或象徵之間的反差非常之大。如果是在一般情況下拿長城作為某種比喻或象徵，從長城斑駁多彩的內涵中擷取一二自無不可;但如果是以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就應在嚴肅考察長城歷史作用的前提下，選擇其最本質的特徵、最能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內涵加以考辨、闡釋和弘揚勤奮智慧與堅韌剛毅。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構築長城的直接目的是用於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南下，軍事效應是評價長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時代，長城防禦體系的軍事作用應該說是卓有成效的。秦時，"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新書·過秦》)漢武帝時，"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漢書·匈奴傳》)明代因火炮套用於戰爭，攻城之矛愈益鋒利，但守城之盾也相應強化。明長城重點設防地段多用磚石砌築，極其堅固，明守軍也廣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時代，長城的防禦作用仍可發揮。
當然，對修建長城效益的評價，也不能脫離對其相應所付出代價的估量。構築長城無疑要付出艱巨的勞動和巨大的犧牲，但其中在相當一部分地段則是依山勢關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鎮千里長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資治通鑑》卷136)而在許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調動軍隊施工，一般民眾的負擔尚未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後就再沒有因修築長城而激起民變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個朝代，只要有得力的朝臣邊將主持，就可充分發揮長城的御邊作用，其巨大的社會效益難以估量。以明代為例，嘉靖年間俺答部屢屢入寇，邊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實錄》卷59)，邊防失修造成的損失遠比構築長城的投入巨大得多。而隆慶萬曆年間增設城防、有效抵禦入侵併進而促成漢蒙和議後，僅從直接經濟開支來看，即每年"所省徵調不啻百萬"(《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長城便是這種生態環境差異和農牧民族衝突的產物。中原王朝既然無法徹底清除飄忽不定的對手，又要時刻防備突如其來的偷襲，廣築長城在中國古代較長的歷史時期便不失為一種明智有效的對策。至於長城構築中的設計施工，從位置走向的確定到障、堡、敵台、煙墩(烽火台)等整個防禦體系的配置，以至城牆形制結構、選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構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嘆為觀止。而在極為艱巨複雜的施工過程中體現出的刻苦勤奮、堅韌不拔的精神更為世人讚嘆。英人斯坦因在窮荒險峻的西部長城遺址面前曾發出如下感慨："在這裡，漢武帝時那些軍事工程專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險阻所表現的堅韌精神以及組織力量又得到顯著的證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135頁)
這一切充分顯示長城不愧是中華民族堅韌剛毅和勤奮智慧的精神象徵。 向心凝聚與愛國主義 中國是由50多個民族凝聚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較好解決了農牧民族之間的碰撞交融問題。基於生產、生活的需要，互相聯繫交往是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地區人民的共同願望，長年攻伐征戰則給雙方帶來巨大災難。但歷史地看，只有憑靠長城的堅強護衛，才能遏制遊牧民族軍事上的侵擾，才有可能實現長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漢代為例，漢文帝時，"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斂;景帝時，"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書·匈奴傳》);宣帝時，則有賴於"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以至"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漢書·趙充國傳》)。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鐵制農具也表明中原先進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對遊牧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匈奴"樂關市，嗜漢財物"，往往"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後漢書·南匈奴傳》)。在從中原獲得大量生活、生產必需品的同時，也推動了匈奴畜牧經濟的發展。這種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區受益匪淺。漢初牲畜奇缺，將相或乘牛車，但到武帝時，長城以南"濱塞之郡"已是"馬牛放縱，畜積布野"(《鹽鐵論》)，大批畜力投入農耕、交通運輸，極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區的社會生產力。明代隆慶和議之後，長城沿線同樣出現"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湊，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無夢園集》卷2)。據萬曆《宣府鎮志》記載，張家口一帶居然"南京的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的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蒙古族非但"孳牧漸多"，而且逐漸改變單一畜牧經濟結構，"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蔥、韭之類，"種種俱備"(《寶顏堂秘籍·夷俗記》)。經蒙漢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豐州還屹立起一座歸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墾田萬頃，連村數百，"城郭宮室布滿豐州川"(《明穆宗實錄》卷23)。隆萬年間之所以呈現漢蒙互市"華夷兼利"的局面，顯然與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密不可分。張居正深諳長城邊防與和平交往之間的內在聯繫，就在達成"隆慶和議"之後，他仍再三強調"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加損乎!"並特命宣大總督王崇古"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時修並，邊境之險漸次可復"列為"所當修備"的"四要"之首(《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明史·方逢時傳》所載"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辟，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便真實體現了長城邊防與屯田實邊、交通網道、互市貿易之間環環相扣內在關聯的辯證關係。農牧民族在長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進感情，消除隔閡，在思想文化、生活習俗上也互相薰染融合。漢族"邊人大都五分類夷"(戚繼光：《陳邊情及守操戰車》);而蒙古族漸習華風，竟至"每於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兩朝平攘錄》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