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八榮八恥”中的“八榮”，實質上體現、倡導了“八榮”精神。它們既源於傳統的民族精神，又構成了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精神、觀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穩定性與先導性，可以引導人們的行動，成為精神導向。xx指出：“有沒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一個重要尺度”。中華民族精神內涵宏大，它是民族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傳統形態與當代形態的統一。關於其內涵有各種概括，不管如何概括，“八榮”精神都構成了其核心內涵。
“以熱愛祖國為榮”——愛國主義精神
列寧說：“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愛國主義一般包括骨肉愛、鄉土愛、民族愛、祖國愛、世界愛五個層次，它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凝聚一體的精神動力，深深植根於中國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傳統之中。歸宗炎黃、凝聚華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救國救民、愛國愛鄉，戀土歸根、報效桑梓等，構成了愛國主義的傳統精神。早在《戰國策》一書中就出現了“愛國”一詞;東漢荀悅的《漢紀》中就有“愛國如家”的說法。儒家不但追求理想人格，而且孜孜以求國格，將國家的榮譽、尊嚴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國家可以“殺身成仁”。這種國格觀構成了近代愛國主義的真正源泉。不少古代傑出的文學家都表現出濃烈的家國精神，即對鄉土、國家執著的熱愛。南宋偉大的愛國詩人陸游臨終前在《示兒》中寫到：“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企盼國家統一的愛國情懷感人至深。儘管那時的愛國主義帶有某種歷史局限性，但在國榮我榮、國辱我辱、“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意識薰陶之下，湧現了眾多民族英雄，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業績，並將這種愛國深情升華為崇高的道德責任。屈原、岳飛、辛棄疾、文天祥是如此，鄭成功、施琅、林則徐、鄧世昌也是如此。漢代蘇武被扣異邦19年仍持節牧羊、至死不降;岳飛的《滿江紅·懷古》表達了偉大的愛國情懷，後人每逢國家、民族危難時刻，往往借用它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操;近代的朱自清教授一身重病，不願領取外國人的一粒救濟糧……“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這種愛國主義傳統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及其實踐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將其發展到了新的境界。1942年鄧小平在慶祝劉伯承50誕辰時就講：“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自己的黨，是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優良品質”。?
鄧小平還一再聲稱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在黨的領袖、將領和革命先烈身上都體現出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今天，熱愛社會主義，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愛國的表現;反對“xx”，實現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實現國家統一，也是愛國的表現。可見，“八榮”所提倡的愛國主義，正是民族精神中的核心精神。
“以服務人民為榮”——服務人民的精神
如果說民本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內涵，那么，作為民本精神升華的服務人民的精神則構成了民族當代精神的基本核心。民本精神倡導“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貴君輕”，提倡愛民、重民、親民。《尚書·五子之歌》就記載了大禹的話：“民可近，不可下”。孔子認為，如果能作到“博施於民而濟眾”(見《論語·雍也》)，那就是聖人，從而將民眾擺上至關重要的地位。孟子則更明確地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見《孟子·盡心下》)的光輝命題。荀子及唐代魏徵都提出君民如同舟與水，民能載舟亦可覆舟的思想，主張為政應當愛護百姓。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也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君應為天下人服務。孫中山先生也認為，國家之本在於民。這些富於人民性與樸素民主精神的傳統民本思想，對民本精神的形成影響很大。我們黨立黨為民，從成立之初，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定為黨的根本宗旨，並在“三個代表”思想中明確指出黨應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撰寫了《為人民服務》的光輝篇章，並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