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團結互助為榮”——團結與集體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倡行群體本位的價值觀與和合精神。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形成了兼愛互利、扶貧濟困、凝聚和合、團結互助的優良傳統，構成了源遠流長的中華和合文化。墨家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主張兼愛、非攻、尚同等原則。孔子則提出“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主張以和諧為貴。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夫和則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認為不同事物、因素的調和、共處，實現多樣性的統一，事物才有發展;而同類事物的拼湊，就不可能發展。故“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孔子將此思想運用到社會領域中，提出“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命題，追求“和合”的君子境界，主張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要和諧。荀子在講到為什麼單個的人力比不上牛馬卻能駕馭它們時說，這是因為人能結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後，在鬥爭中也體會到，只有團結起來，發揚團隊精神精神，擰成一股繩，才能取得勝利，所以“團結就是力量”。極力倡導中華和合精神的李瑞環同志說：“我們的祖先歷來重視‘和’，崇尚‘人和’，主張‘和為貴’”。黨中央近年更是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只有講求和諧，注重和合，團結互助，才能形成和諧有序的人際關係，提升社會及組織的親和力，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以誠實守信為榮”——誠信精神
“誠信”是中華民族五千年道德文明的精華，厚德載物、誠實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致，構成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儒家提倡“信”德，倡行重承諾、守誠信。孔子在《論語》中曾38次提到“信”字，其中，有24處體現了“誠信不欺”之意。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此話曾被毛澤東引用。在儒家看來，信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孔子告誡人們應每日“三省吾身”，其中“二省”就是反省自己的信用如何：“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儒家還主張“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老子則認為“輕諾必寡信”，主張不要因輕易承諾而失信。一些思想家還從“知行合一”角度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的命題。作為傳統的道德規範，“信”既是立身處世、自我修養的基本原則，也是從政的基本準則。“瓜期不代”典故說的就是春秋時期的齊襄公因不講信義而被手下將軍殺死的教訓。中國歷代的商幫及百年老店都十分注意“以誠立業”，恪守商業信用，講求生財有道，利以義取;講究“秤平、斗滿、尺足”。晉幫、徽幫是這樣，寧波幫也是這樣。信用是現代市場交易的一個必備要素，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信用經濟。信用的影響遍及社會各領域，信用直接反映個人或群體對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規範的認同。人無信不立，企業無信不成長，城市無信不繁榮，社會無信不穩定。離開了誠信，和諧社會就難以實現。在素稱“禮儀之邦”的中國，大力建設信用文化，努力弘揚誠信精神，是構建當代民族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
“以遵紀守法為榮”——法治精神
中國歷史上雖有過“人治”、“禮治”，但也不乏“法治”思想。在治理國家方面，儒家主張仁政、禮治和德治，而法家主張法治、嚴刑峻法。從表面上看涇渭分明，實質上二者有不少一致性與互補性，即禮與法相通，刑與德可以並用。儒家道德制度學派的代表荀子就贊成法治，主張禮法並舉，相互為用。他說：“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荀子·成相》)。春秋戰國時期一些改革家主張以法治代替禮治。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倡言“法治”，力圖變革，以富國強兵。商鞅把法視為治國之道的根本基礎，指出：“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商鞅書·修權》)。法家後期代表人物韓非繼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法術之學，主張實行嚴刑峻法。他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韓非子·有度》說：“法不阿貴，繩不繞曲……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雖然他的思想具有階級局限性，但這些話都是反對貴族制的，有其積極意義。後來秦王朝短命而亡，說明君主僅以嚴刑峻法實施統治是行不通的，必須做到德法兼治。賈誼認為，人主仁而境內和，人主義而境內理，人主公而境內服，人主法而境內輕，主張仁與法、德與刑並用。這一思想被漢朝統治者採納並定為基本國策。在中國歷史上主張建立“綱紀”、申明法紀，倡導遵章守紀、清正廉明的思想並不少見，類似“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觀點也比比皆是。黃宗羲也提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命題。這說明歷史上中國的法治精神雖然相對薄弱，但法家思想對民族精神的影響還是比較深遠的。今天我們黨領導人民大力建設民主與法制，提出既要以德治國，更要以法治國，增加了許多傳統法治精神中沒有的新內涵，為豐富、發展當代民族精神做出了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