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既表現為政治上明確歸屬、實現統一，軍事上疆城穩定、邊防鞏固;也體現於經濟上內地與邊疆相需相靠、連為一體，民族關係上和平交往、融洽相處，包括在價值取向和習俗心理上相容認同。只有出現"邊人大都五分類夷"和"求再生當居中華"這種趨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樣塞外畜牧經濟與江南商品經濟千絲萬縷般聯結在一起，才最終使遼闊的北部疆域成為祖國牢不可分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些方面，長城防線發揮了聯結、凝聚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作用。
事實上，中國古代並非只是漢族中原王朝修建長城，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進入農耕地區後，也都相繼構築長城。長城是中華各族共同建造的歷史豐碑。歷史上匈奴、烏桓、鮮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沿著這條既是軍事防線又是經濟、文化匯聚線的長城地帶融入漢族之中。長城蘊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華民族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文明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構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元素。
縱觀中國古代北部邊疆地區開拓發展的歷史，大多與以長城為核心的邊防建設密切相關。構築與護衛長城防線、基本上以長城為軸心或以之為後盾向外輻射擴展的屯田實邊與辟置郡縣舉措，刺激了邊地經濟的發展。秦漢數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屯墾軍民運用中原的先進生產工具、技術和組織經營方式，累世艱苦開拓，初步建立起鄂爾多斯(時稱新秦)、河西、遼陽三大新經濟區。西漢時，新秦業已"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漢書·匈奴傳》。明代軍屯、民屯之外，還行"開中"法鼓勵商屯，遂使"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張文忠公全集·行實》)，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五雜俎》卷4)。北疆交通網路最初也是直接由於構築長城防務的軍事需要而建立起來的。暢達無阻的交通網道是運輸糧草、調集兵馬，使長城防線貫通一氣的動脈。構築長城和屯田實邊、開闢交通以及互市貿易相輔相成，從而發揮了傳播先進文明、開發邊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線作用。 長城本身不過是"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鹽鐵論·險固》)的戰略防禦設施，與封閉、保守、退縮之間並無必然聯繫。"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的趙武靈王正是以"變俗胡服，習騎射"而著稱於世的政治家(《史記·匈奴列傳》)，而標榜"眾志成城"、斥長城無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閉關鎖國的泥潭。事實上，當中原王朝轉入戰略進攻態勢時，烽燧亭障隨著前鋒兵馬的挺進而向前延伸，在步步為營不斷鞏固前沿陣地的同時，又提供交通供給之便，為新的拓展進擊奠定堅實的基地。漢武帝時曾派李廣利征討大宛，首戰即因後援不繼，"不患戰而患飢"(《漢書·李廣利傳》)，招致慘敗。這之後才"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漢書·西域傳》)秦皇漢武，包括明初，無不是在主動出擊、軍事上取得壓倒優勢時修建長城的。這說明，修築長城既是一種積極防禦，又是積蓄力量、繼續進取的謀略。
毋庸諱言，長城本身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家、軍事家手中，長城的效應也不盡相同。但對於古代高明的政治家來說，長城從來不是限制文明空間的環。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提及"中國最初進入中亞，急遽創造同繼續保護這條通道"時所述，"看一看這種前進政策功成圓滿所經過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們感到中國人勢在必行的展長長城以及後來漢朝猛進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犧牲，一定是很偉大的了。"開闢與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國"(《史記·大宛列傳》)，顯然是西漢在西域構築障塞亭燧的戰略構想。所謂"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在這裡，長城絕非是阻斷與其他民族、國家交往的障礙;相反，正是"曠哉絕域，往往亭障"確保了絲綢之路暢通和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頻繁交流。修築長城所表現出的這種開拓、探索精神，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