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品濫用之後會成為毒品，文化被“毒化”之後也會有相應的亞文化。當下被法律嚴禁的吸毒在歷史上也曾是浪漫、自由的象徵。對吸毒的亞文化做一個粗略考察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吸毒亞文化捲土重來，並且深深異化。
吸毒古已有之?
國外研究人員發現，在數百萬年之前，我們的先祖就開始在勞作或者跋涉中尋找富含生物鹼的植物了。生物鹼是自然界中含氮的鹼性有機化合物，已知的種類有10000種左右，其中大部分對人體有毒，並能帶來強烈的生理作用，是大麻、鴉片、古柯鹼等傳統毒品的主要有效成分。例如，鴉片中的嗎啡就是一種生物鹼。
當然，先祖們這么做，很可能主要是為了在艱苦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下來。比如，澳洲土著人使用從含有尼古丁的皮特尤里樹和一種灌木樹葉中提取的治療性麻醉物質，藉此忍受穿越漫漫沙漠的痛苦;南美的印第安人則咀嚼古柯葉來克服高海拔缺氧的環境，而從古柯葉中提取的古柯鹼就是古柯鹼。
另外，這類植物在號稱可以“通靈”的薩滿教里也有運用。在他們的宗教儀式中，薩滿法師跳著跳著進入昏迷狀態，產生與神靈溝通的幻覺，這很可能是吃了大麻、毒蘑菇等有致幻作用的植物帶來的效果。我國河北的商代遺址就曾出土過大麻，而《神農本草經》里把雲實等藥材的服用感受描述為“見鬼、狂走、久服輕身”，這說明古人早就接觸到了這類具有“奇妙”效果的東西。
如上所述，在人類歷史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類植物只被人們用來當做急救品、藥物或者小眾的宗教“靈媒”;而罌粟還被作為極佳的觀賞植物，其花之美，有詩為證：“開花如芙蕖，紅白兩妍潔”，它在中國又名“阿芙蓉”，其言不虛。
問題是，當鴉片不再只是藥物，而成為一種專供獲取快感而食用的材料時，它就轉化為毒品，從而帶來了吸毒的亞文化。這種文化在中國的濫觴，很可能是從歷史上著名的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始的。
憑藉《萬曆十五年》、《明朝那些事兒》等書籍的描述，人們對這位奇葩皇帝的作為有了比較多的了解：在位48年，卻只和大臣們公開地見過一次面，其餘的絕大部分時間，他因和大臣們就“立儲”問題發生嚴重分歧而消極怠工，長期龜縮在深宮裡，對國家大事不聞不問。
對於萬曆帝多年不上朝的原因，史學家有多種推測，其中就有“吸毒說”，認為他中了“烏香之毒”，即沉溺於吸食鴉片、醉生夢死。還有專家考證指出，萬曆皇帝雖然是個地道的“癮君子”，但是由於彼時國人尚未發明出吞雲吐霧式的吸食鴉片的方法，所以皇帝的吸毒方式只能是和著其他藥物一起“吞食”，而其用意大約是想靠此物來提高自己的性能力。
上行下效，連皇帝都染上了毒癮，其治下的政府對待民間日益風行的鴉片流毒也只能聽之任之、不管不問了。明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並默許民間的吸食活動日益做大。明朝萬曆十七年(1589年)，政府火中取栗，從鴉片進口貿易中徵稅，名目是藥材。當時頒布的《陸餉貨物抽稅則例》規定，每10斤鴉片納銀2錢。百年之後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鬆弛，鴉片輸入增多，但仍作為藥品徵稅，每10斤稅銀增至3錢。
清朝入關後，社會上吸食鴉片而帶來的危害實在太大，清政府才於雍正七年(1729年)頒布了第一道禁止售賣鴉片及開設煙寮的上諭，對販賣鴉片煙者、私開鴉片煙館者、吸食鴉片者等，明確地提出了初步的量刑標準。問題是，從明朝中後期到清初，中國已經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數量巨大的吸食鴉片的消費群體，而且眾多的政府官員也被牽扯進了鴉片貿易這項可以獲取暴利的泥沼中。至於後來的鴉片戰爭，則是多年積弊的一次集中爆發。
癮君子自白
談到鴉片戰爭，就不得不提到參戰的另一方——英國國內的鴉片文化。在19世紀初期的英國，鴉片幾乎被普遍視為包治百病的良藥、萬能止痛藥，就像今天的阿司匹林，是可以隨便買到也並不昂貴的非處方藥。當時，英國人並不認為服用鴉片與個人的道德有何關係，也沒有認識到過度使用會危及身心健康，相反，由於一些著名鴉片服用者的榜樣效應，鴉片被看作是為獲取超驗性體驗的獨特途徑和靈感之源。當時英國文壇的巨匠雪萊、拜倫、柯勒律治、德昆西，都有吸食鴉片的經歷，尤其是後兩者，影響巨大。當然，他們最開始使用鴉片的原因都是為了鎮痛，當時“吸大煙”尚未風行，使用鴉片一般都是服用鴉片丸或者鴉片的溶劑——鴉片酊。但無論最初動機如何，毒品成癮之後，就難以戒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