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確立這一年代定點，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並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學的關鍵。
“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徑：一是通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14C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通過金文的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最佳年代。
先秦文獻所載西周積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間。《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傳》預言多為作者根據既有事實而造設，所以較為可信。自武王至顯王共30世、31王(不計哀王、思王)。自周顯王三十三年起，六國次第稱王，《左傳》此語當指是時。顯王卒於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則西周積年約270年。另據《孟子·公孫丑下》和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上推，西周始年應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此外，古今都有學者用古歷推求武王克商之年的，如劉歆用三統曆推得的公元前1122年(西周積年為352年)，漢代學者用殷歷推得的公元前1070年(西周積年為300年)，清代學者以顓頊曆推得的公元前1066年(西周積年為296年)等。但上述各種古歷不早於戰國秦漢，並非夏、商、西周的真實曆法。
為了縮小克商年的範圍，“工程”對灃西等遺址的系列樣品作了14C測年，並通過對殷墟甲骨文月食年代的天文推算，下推克商年的範圍。1997年發掘的灃西H18，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發現。灃西97SCMT1探方，由一組系列地層單位構成，其中最底層的H18，由4個小層構成，包含內容豐富，所出有木炭、獸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測年的標本，屬先周文化晚期單位，與張家坡早期居住遺址時代大體相當。疊壓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層，時代相當於西周初期;疊壓或打破。
第四層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層等。其中H16、H11屬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層屬西周中期。以上單位均出土有各時期典型特徵的陶器群。作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單位的H18和作為滅商後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單位的T1第四層，為從考古學上劃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層依據，武王克商之年應該包含在這一年代範圍內。
“工程”用常規法和AMS法對從這組地層中採集的系列含碳樣品作了14C年代測定，並用1998年樹輪校正曲線對所得數據進行高精度扭擺匹配，得到武王克商年的年代範圍為公元前1060—前995年。
與推定克商年範圍有較直接聯繫的考古遺址樣品系列，除上述灃西系列外，還有商後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馬—曲村系列。經14C年代測定，其年代範圍分別為：殷墟四期為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為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曲村一期一段為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考慮到殷墟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續到西周初，故克商年範圍的上限取為公元前1050年。琉璃河遺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於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為克商年範圍的下限。該遺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數據的中值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範圍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經多學科合作，“工程”對賓組卜辭中五次月食的年代進行證認，並計算出五次月食的絕對年代，參照文獻所見商代積年和武丁及其後諸王年代的記載以及由周祭卜辭對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的克商年範圍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間。
由灃西等遺址分期與14C測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斷的克商年範圍，雖是各自獨立進行的，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與前述先秦文獻研究所得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範圍基本趨同。
在克商年的可能範圍之內，通過現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個克商年的方案。天文推算的三個克商年，是各自獨立得到的。三個方案都在前述由相關係列14C測年以及由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的範圍之內，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無法滿足文獻所給出的全部條件，因此，只能根據其滿足的程度，以及與金文歷譜匹配的狀況來選定最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