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活動使彼此間保持聯繫成為必要。早在明代以前很長的歷史時間裡，中國就是一個書信的世界。人們通過寫信互相問候、做生意、交流新思想和不斷變化的觀念。書信發揮著今天和學術刊物的作用。當時人們書信來往極為頻繁。時代學者和地圖專家羅洪先(1504-1564)這樣描述他與王畿(1498-1583)間的長期通信往來：“九年書札往覆大段。”明代後期發生的兩件事改變了書信往來的內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將他們的書信出版，作為交流新的思想觀點的手段，二是商業性郵政服務的出現。
那些信件究竟是怎樣傳遞的，對此我們現在的人知之甚少。有時是由僕人遞送的，但是遠距離的人工遞送畢竟不是那么實際可行。通常遠距離的書信都是委託去那個方向的旅行者捎送，當然最好是親友，而不是專門派信使去送。也可以花一定的費用把信交給來往的商人、執行公務的衙役、驛卒或是官府信差幫著帶送。按規定官府信差和驛卒是不允許攜帶私人信件的，但正像大運河上的官役傳功不可避免地在小規模的船貨中夾帶私人物品一樣，官府的驛傳服務制度也同樣便利了私人信件的投遞。從下面的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是運用怎樣的策略保證信件能夠到達目的地。這兩個例子來自作者的族人所保存的信件原件。
莊臣元出生於浙江北部的一個商業城鎮——南潯鎮上一個江南士紳家庭。1603年他經過了四十天的旅途跋涉到北京參加進士考試，第二年金榜題名，謀得一官差，不久因丁母憂歸鄉。他的內容龐雜的作品，今有抄本傳世，其中就包括1603年夏至1605年夏季間在京期間寫給兒子的信。
這些信件告訴我們，書信的往來並不是像莊氏希望的那樣可以按時送到收信者手裡。莊元臣從北京發出的第一封信寫於1603年六月十五日，信上說他住在崇文門外的阿彌陀佛寺，回信可以寄給吳忠賡府第的張管家轉交。在九月十四日的信中，他說已於八月二十六日收到了兒子七月二十二日的來信(信到北京用了36天)。在緊接著寫於十月十四日的家信中，他告訴兒子他已托張掌柜寄出九月十四日信，問是否已經收到。那年冬天，信的往來速度突然慢下來了，好長時間莊元臣一直未收到任何家信，直到後來一下子收到三封，這三封新分別寫於九月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和十二月二十七日。此後速度再次變慢，他在1604年六月二日的信中憂心忡忡地問，為什麼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後再也沒收到任何家信。11天后，他再次往家中寫信時，訴說他的四個同鄉都收到了家書，只有他一人未收到。最後的一封家信是六月二十四日一個進京的朋友捎來的，寫於五月二十九日(足足用了29天的時候才到達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