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隨著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促進了漢民族共同語的發展和推廣。“官話”這個名稱逐步被“國語”所代替。
1、提出“國語”問題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實施國民教育的需要。朱文熊說：“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於生存競爭之世界耳。顧文字不易，教育總不能普及;國語不一，團結總不能堅固。”1917年2月，國語研究會舉行成立大會，發表《成立緣起》，指出：“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之起源，蓋由同仁等目擊今日國小校學生國文科之不能套用，與夫國文教師之難得，私塾教師之不曉文義，而無術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為國民學校之教科書必改用白話文體，此斷斷乎無可疑者。惟既以白話為文，則不可不有一定之標準，……”(《倪海曙語文論集》第165頁，第174頁)
1911年，清朝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案中建議在京城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各省設立分會，進行語詞、語法、音韻的調查;根據調查的結果，審定國語標準，編輯國語課本、國語辭典和方言對照表等。又提出語音以京音為主，而調整四聲，不廢入聲;語詞以官話為主，而擇其正當雅訓者。(《倪海曙語文論集》，第171頁)這應該說是即將崩潰的清政府在語言文字工作方面所做的一件順乎社會潮流的實事。
2、1912年民國成立。1913年召開了“讀音統一會”，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議定了六千五百多個字的讀音，並把經過這次議定的字音稱為“國音”。“國音”的概念是不明確的。它的標準帶有很大的人為成分，不外乎“語音以京音為主，而調整四聲，不廢入聲”。這可以從1918年11月23日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第七五號令里得到說明：“查國語統一問題，前清學部中央會議業經議決。民國以來，本部鑒於統一國語，必先從統一讀音入手，爰於元年特開讀音統一會，討論此事。”(《國語運動史綱》)沒有明確的標準，必然要進行人為的干預。讀音統一會發展為包括23個省、區共約80位會員。在審定讀音時，一個省區有一個表決權，“以最多數為會中審定之讀音”。這樣審定的“國音”注定是不可能推行的。
3、“國音”的審定，引發了“京國問題”的大辯論。1920年，張士一在《國語統一問題》一書中明確提出，連注音字母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其辦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就是定至少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二、由教育部主持，請有真正科學的語音學訓練的人去研究標準語裡頭所用的音，分析之後，先用科學的方法記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請語音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制配字母。這是冷靜地總結了以往的國語運動的經驗，得出的正確的主張。但是當時在社會上、行政上都遭到非議和反對。
又經過了幾年的醞釀，這個帶根本性的總是才在認識上達到一致。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通過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確地宣告：“這種公共的語言並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語言中之一種;也不就把這幾百年來小說戲曲所傳播的‘官話’視為滿足，還得採用現代社會的一種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公共的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這也是自然的趨勢，用不著強迫的：因為交通上、文化上、學藝上、政治上，向來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樞，而標準的語言照例必和這幾項事情有關係，然後內容能豐富，可以兼采八方薈萃的方言和外來語，可以加入通俗成語和古詞類;然後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論上精密的組織，可以添加藝術上優美的色彩。這仿佛是一種理想的語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環境和時代的關係，實已具有這種自然的趨勢，所以采定北京語為標準國語，比較地可算資格相當。”(《國語運動史》)這是確認北京話為標準語的十分明確的論述。這也是我國學者廣泛吸收國外推行標準語的經驗、正確總結推行國語所走過的彎路而得出的結論。胡適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說：“我們如果考察歐洲近世各國國語的歷史，我們應該知道，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後有所謂‘標準’的。凡是國語的發生，必是先有了一種方言比較的通行最遠，比較的產生最多的活文學，可以採用作國語的中堅分子;這個分子的方言，逐漸推行出去，隨時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別貢獻，同時便逐漸變換各地的土話：這便是國語的成立。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後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等等;然後有字典、詞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標準的成立。”(《國語運動史綱》)這段論述正確地概括了標準語的確立的過程。但是國語確立以後，國民黨政府雖然也曾發布了各種訓令予以推行，終因戰亂不斷、社會動盪，國民經濟得不到發展，所以舊中國推行標準語的工作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