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宗論祖看對聯發展

對聯這一文體,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的長河中,和其它文學形式一樣,歷史悠久,淵源流長。究其對聯的起源,眾說紛紜,尚無定論,較為大多數人接受的觀點是:先有了先秦時期的桃符,而後從桃符演變成春聯,並與同步發展的文體合二而一,形成了最初的對聯形式。對聯與其它文體相比,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對偶句形式。在追本溯源談句式一篇中,已經討論了對偶句式是中國文學史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像《尚書》中的“滿招損,謙受益”,《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易經》中的“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論語》中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道德經》中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等,都是工整的對偶句。秦漢瓦當中有“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的對句,對工極巧。劉麟先生在其《中國駢文史》中說道,《道德經》中裁對之法意境變化多端:“有連聯作對者,有參差作對者,有分字作對者,有復其字作對者”,還說“古今作對之法,《詩經》中殆無不必具。”賦的出現,使對句藝術從不自覺走向自覺,沈約的“永明體”嚴格要求對仗和聲律,為對聯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關於對聯的起源,楹界有多種說法,以前比較公認的是五代蜀主孟昶的桃符題詞。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對聯的形成遠在五代之前,像南朝梁代文學家劉孝綽與其妹劉令嫻的聯句,就要比孟昶的題聯早四五百年。

不少學者認為,對聯的成熟年代應為隋唐,這也是多數人予以認可的說法。梁朝初年,永明體產生以後,只是為對聯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鋪墊作用,而做為一種文學品類,並未形成體系。南朝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他的文學批評巨著《文心雕龍》中雖對“聲律”、“麗辭”做過精闢的見解,對詩、賦、騷、樂府、頌讚、祝盟、銘、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諸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數十種文體作了詳盡的闡述,卻未提到對聯,這說明對聯早有早於劉孝綽者,但當時並未形成文體,或者並未引起文學家們的關注。但是有不少學者認為,對聯產生於律詩(五代、唐代)以後,這種說法爭論較大,反對者認為,關於對句之間的平仄問題,在唐朝以前已經解決,律詩中的句數,用韻相粘的問題和對聯並不相干。

到了隋唐時代,永明體日漸興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歡將一些精彩之筆凝注於對句上,一時形成“摘句欣賞評品”的時風,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杜甫的“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白居易的“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也難”,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句。在詩人們的參與下,對聯藝術得到了弘揚。除白居易外,唐代詩人大都有名聯傳世。如李白的題湖南嶽陽樓聯:

天水一色;
風月無邊。

杜甫題寫的諸葛亮故居聯:

三顧頻繁天下事;
兩朝開濟老臣心。

駱賓王題杭州觀聯:

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

山西太原晉祠貞觀寶翰藏有李世民的對聯墨跡,為唐太宗御筆親題: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到了宋代,在門上貼上對聯已經是一種普遍的風俗。王安石在他的《元日》一詩中這樣寫道:“千家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趙庚夫在他的《除夕即事》詩中這樣寫道:“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這說明,在當時聯語作者已不在少數了。題聯的範圍也有所擴展,對聯已普遍成為名勝古蹟、寺廟廊院等處不可缺少的裝飾品。像寺僧契盈陪吳越忠懿王錢倜游黃浦江時,為碧波亭題聯:

三千里外一條水;
十二時中兩度潮。

著名文學家蘇軾也為廣州真武廟題聯:

逞披髮仗劍威風,仙佛焉耳矣;
有降龍仗虎手段,龜蛇云乎哉。

到了元代,由於種種原因,對聯較之前朝顯得冷落了些,流傳下來的也少,現在能見到的只有楊瑞、趙孟頫等人的少數作品。如楊瑞的自題寓所聯:

光依東壁圖書府;
心在西湖山水間。

趙孟頫題西湖靈隱寺聯:

龍澗風回,萬壑松濤連海氣;
鷲峰雲斂,千年桂月印湖光。

元代的對聯形式,微妙地在元雜劇中得以運用。如關漢卿的雜劇《救風塵》在結尾處寫道:

安秀才花柳成花燭;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這也算是對聯的一種新的形式吧。

對聯真正達到鼎盛時期在明清兩代。明清時期,統治階級對駢體文及對聯非常重視,還將其列入科舉考試之中。因此得中的進士、舉人,無人不通應對。由於皇帝垂青,身邊大臣無不精研對工,以贏得主子的賞識。因一副對聯而改變一個人命運者有之。為此楹風日盛,文人墨客以題聯巧對為幸事,訪勝尋古之際,不免撰聯題字,以壯雅興。

朱元璋定都金陵後,在一年除夕之前,傳旨金陵等地:“公卿士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除夕夜,並親自微服出巡,以體實情。一次他發現一家未貼春聯,問後方知是一閹豬者,不知該怎么將自己的經營內容寫進聯句。朱元璋聽後,尋思片刻,為閹豬者題聯曰:

雙手劈開生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