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的基本句式，四言和六言來自駢文，五言和七言來自律詩。駢文多採用四言和六言，故宋人稱為“四六”，但其中也雜用五言或七言。同樣是五言或七言，駢文的節奏與律詩不同。這一點常常容易被人們忽視。例如，王勃《滕王閣序》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七言聯，其節奏10-1-01-00/01-1-00-11，相當於駢文的六言句式001100/110011加了一字，“與”和“共”相當於虛字，因此不應該用七言律詩句式0011100/1100011來衡量。王勃名句的節奏與南齊王儉《靈丘竹賦》“翠葉與飛雲爭采/貞柯與層冰競鮮”（見李調元《賦話》）的節奏11-1-00-11/00-1-00-10相同而青出於藍。將兩者對照分析，駢文句式的特點一目了然。
紀曉嵐所說的最古春聯，蜀孟昶“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見梁章鉅《楹聯叢話》），上聯平仄是00101，在律詩中，這種特定的平仄格式，習慣上常常用在第七句（見王力《詩詞格律》），因此不是對聯句式。實際上，孟昶用的是駢文句式，其節奏00-1-01/01-1-00，相當於四言句式0011/1100加了一字，“納”和“號”相當於虛字。“昶為太子時曾自題策勛府桃符‘天垂餘慶/地接長春’”（見《中國對聯大辭典》），說明該聯是從四言句式變化而來的，作為駢文句式，對仗工麗。如果不了解早期對聯的這種情況，用五言律詩句式00011/11100來衡量，認為“余”字違律，顯然是極大的誤解。
《楹聯叢話》中摘錄《朱子全集》所載聯語，有些句式明顯來源於四六。例如，松谿縣明倫堂聯“學成君子，如麟鳳之為祥，而龍虎之為變/德在生民，如雨露之為澤，而雷霆之為威”，其中允許相同虛字相對。這是對聯移植駢文句式的明證。不過，相同虛字相對現象已被淘汰。
唐代律詩的聲律和對仗已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因此，五言聯和七言聯普遍採用律詩句式而不用駢文句式。在長聯中，五言、七言駢文句式並未完全消失，但正在被律詩句式取代，或改用一字領或三字領加四言句式。
五言律詩句式有a型11001/00110和b型00011/11100兩種，七言也有a型0011001/1100110和b型1100011/0011100兩種。把它們統統拿來做對聯，在短聯情況下，矛盾並不明顯。但是，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在律詩中不可或缺的這兩種句型，在長聯結構中只需要一種，而且有充分理由證明，只有b型才有資格作為對聯句式。因此：
（1）a型同b型有質的區別。在對聯句式體系中，既然四言和六言只有a型0011/1100和110011/001100，五言和七言理應採用b型為佳。這樣可以避免單調，增加變化（見《對聯》1998年第2號拙文《對聯句型的生成》）。
（2）b型句式的平仄變換比a型簡單。如果把句式中平變仄或仄變平的次數稱為變換數，那么，五言b型00011/11100與四言0011/1100的變換數相同（都是一），而五言a型11001/00110的變換數是二；七言b型1100011/0011100與六言110011/001100的變換數相同（都是二），而七言a型0011001/1100110的變換數是三。因此，在不同句式組合時，可以把五言b型視為四言，把七言b型視為六言，而a型則無此特性。
（3）b型句式在結構上接近駢文句式，易於互相轉化。前面舉的兩個例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五言和七言採用b型，可以將律詩句式和駢文句式統一起來，形成對聯句式。
近代聯家偏愛用五言、七言b型撰聯，極大地促進了對聯句式的最佳化和簡化，從而形成了完整的對聯句式體系結構。即：一言1/0，二言11/00，三言a型001/110或b型011/100，四言0011/1100，五言00011/11100，六言110011/001100，七言1100011/0011100。
我們並不否定五言、七言a型句式在短聯中存在的價值；只是證明，它們在本質上是律詩句式，而不是對聯句式。同樣，五言、七言駢文句式也不能當成對聯句式。長期以來，對聯未能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固然與文人學士視對聯為“雕蟲小技”有關；平心而論，不加選擇地用駢文或律詩的句式撰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在早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對聯沒有自己的句式體系結構，就不能形成獨立的文體，只能成為駢文或律詩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