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
李淵(566—635)，字叔德，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一說狄道(今甘肅臨挑)，一說趙郡(治今河北趙縣)，唐朝的建立者，史稱唐高祖，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統帥。
李淵7歲時襲封唐國公，歷任隋千牛備身，譙、隴、歧州刺史，榮陽、樓煩二郡太守，殿內少監，衛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關右諸軍事，有曉衛將軍，太原留守等職。大業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揮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戰和長安(今陝西西安)之戰。義寧二年(618年)五月稱帝，立國號唐，建元武德。先後派兵擊滅割據隴西的薛仁杲、南犯河東的劉武周、據洛陽稱帝的王世充和前來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義軍首領竇建德、據江陵(今屬湖北)稱梁帝的蕭銑、據河北反唐的劉黑闥和丹陽(今江蘇南京)的輔公祏等，從而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傳位於太子李世民，為太上皇。卒於貞觀九年，廟號高祖。
李淵是唐朝開國創業的軍事統帥，沈謀多算、善於決斷、既富遠見、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舊史書把大唐創業之功多歸於李世民，將李淵描寫成一位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的人，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從有關史料看，李淵的軍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因勢借力、先取關中、後圖天下的興兵起事思想
李淵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創業起居注》說他“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劉文靜也早就察覺他有“四方之志”(《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卷五十七《劉文靜傳》)，他自己也認為，他們家是“繼膺符命”者。當隋煬帝要將其執送江都時，他曾單獨對李世民說：“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律之師。”(《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他將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會盟諸侯伐殷一樣推翻隋朝，奪取全國政權。他認為，劉武周等稱帝是“陳涉狐嗚，為沛公驅除”(《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又將自己比作劉邦。為準備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潛結英俊”、“密招豪友”；以防禦突服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價購買突膠的馬匹。為隱蔽企圖，他“縱酒納賂以自晦”(《新唐書》卷一《高祖本紀》)等。這些都說明，他早有起兵之意，並極富政治和軍事才能。晉陽起兵的決策也是他最後決定並付諸實施的。在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時機成熟之後，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將反對起兵的副留守虎貿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斬首，從而正式起兵反隋。從醞釀到起兵，體現了李淵周密計畫、積極準備、韜光養晦、乘機起事的思想。
李淵起兵的戰略是：因勢惜力，發展自己，先取關中，號令天下，進而統一全國。所謂“因勢”，就是因天下大亂之勢；“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勢力為己所用。當時突躍的力量相當強大，“中國人歸之者甚眾”；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是當時實力最強的起義軍。另外割據朔方(治今陝西靖邊白城子)的梁師都，馬邑(今山西朔州)的劉武周，金城(今甘肅蘭州)的薛舉，武威(今屬甘肅)的李軌等，均對李淵構成直接威脅，比較之下，李淵的勢力還比較孤弱，他要興兵起事，必須取得某些外部勢力的支援。為了將成為後顧之憂的突厥轉化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辭厚禮以結交之，甚至許諾：“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戰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給突厥可汗的信不署“書”，而署“啟”，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畢可汗轉而積極主張李淵取隋而代之。他派劉文靜去突照時說：“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當粟，聊欲借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資治通鑑》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六月)可知派劉文靜去的任務名為借兵，實是聯絡突厥，防止其與劉武周聯合南侵。對李密，他則“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水豐，阻崤函而臨伊洛，東看群賊鷸蚌之勢，吾然後為秦人之漁夫矣”(《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於是他寫信稱李密為“當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講到自己，則稱“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極盡謙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從而心甘情願地為李淵充當“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淵得以乘虛入關，奪取長安。入長安後，他推戴代王楊侑為帝，倡言“廢昏立明”，扛著擁隋的旗號，欲行挾天子令諸侯之故事，達代隋之目的，將“弒逆”的罪名留給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應天順人”的新主形象。這些，均體現他因勢借力、以屈求伸、發展壯大自己、成就大業的思想，較當時群雄過早地爭相稱帝高出一籌。
李淵在取得長安後，不但占據了地理上的優勢，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獨厚，他出身關隴集團貴族，在關中有很大影響，入長安後，可以取得當地人士的廣泛支持；同時，占據京城，挾持隋帝，號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勢，為統一天下建立了最為理想的根據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二、軍政兼施、各個殲滅群雄、統一全國的戰略指導思想
奪取長安是李淵統一全國戰略的第一步；殲滅群雄、消除割據則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和好突厥，經略西北，鞏固根本；第二階段是消滅關東、江南等群雄，統一全國。基本方略是各個擊滅，先北後南。
李淵入據長安後，曾“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資治通監》卷一八五《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撫手段達到了不戰而勝、拓土徠民的目的。在此後征服群雄中，他也多採用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舉父子之前，他用認親和封官的手段相撫了李軌，從而對薛舉形成戰略牽制；後又派人深入李軌內部，得以不戰而降其地。在平蕭銑後，他命李靖為嶺南道撫慰大使，招撫嶺南96州等，都體現了軍政並用以制勝的策略思想。
當時關東李密與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殺得難解難分。因此，李淵對他們仍採取坐觀虎鬥、以敵制敵的策略，專力對付西北群雄。他採取各個殲滅、先急後緩的戰略，派李世民先消滅對長安威脅較大的薛仁杲；在劉武周南犯時，又“悉發關中兵”，派李世民擊滅之。在解除了這些後顧之憂後，才派李世民東出攻打王世充，奪占洛陽。為平定蕭銑，他於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協助趙郡王李孝恭做水戰準備，因準備充分，用人得當，指揮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後又平定了劉黑闥和輔公祏，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很明顯，李淵在戰略上運籌周密，決策正確，用得其人，是取得這些作戰勝利、從而統一全國的首要條件。
三、正確料敵、集智用長、先勝後戰的作戰指導思想
李淵在作戰指導上善於正確料敵，在此基礎上作出決策。如大業十二年(616年)，李淵以不足5000人迎擊占優勢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說：“突厥所長，惟侍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陣，以矢為爪牙，以甲育為長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苔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被知無利，自然不來……若不決戰，難以圖存。”可見他對突厥情況了解甚深。李淵採取這一對策後，突厥兵果然不敢來戰。“如此再三，眾心乃安，鹹思奮擊”，李淵乘機“縱兵擊而大破之”(《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計”敗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確料敵基礎上作出的決策。霍邑之戰，根據他對末老生的了解，採取了誘敵出城、斷其退路、前後夾擊的打法，取得了勝利。南下攻長安時，他派王長諧等從梁山渡河，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他對王長諧說：“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柑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資治通鑑》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八月)他根據屈突通“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為捍禦”(《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的特點，採取了避攻堅城、野戰殲敵的方略。這些都體現了他正確料敵、因勢定策的作戰指導思想。
另外，李淵善於聽取大家的意見，集眾人之智為智，合眾人之長為長，從而作出正確決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傳來突厥聯合劉武周進犯太原的訊息，他召集眾將商議對策，然後擇善而從，決定繼續南下。大軍受阻河東(治今山西永濟蒲州鎮)，眾將或言先克河東，然後西進；或言避開河東，直取長安。李淵吸取了兩種意見的合理部分，留部分軍隊圍河東，自引軍西趨長安，亦是得策。汾陽人薛大鼎、河東縣戶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關中的建議，李淵都虛心聽取。傾聽各種意見並擇善而從，做到多謀善斷，先勝後戰，正是優秀的軍事統帥所必備的素質。
四、因勢定製、嚴明賞罰、用人所長的建軍思想
李淵重視軍隊制度建設，其基本做法是因勢定製，有沿有革。起事初期，為適應戰爭的需要，他建立大將軍府，下設左、中、右三軍，由三個兒子分別統領，形成了有力的統一指揮體制；為擴充兵源，實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為提高軍隊戰鬥力，必須“各因部校，序其統屬”(《唐大詔令集》卷一○七《備御》)，恢復府兵制，分關中為12道，置12軍。三年，12軍各立軍號，分道治軍，耕戰結合。建立12衛和東宮6率，完善了中央軍事體制和府兵的編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發展。在治軍上，為適應興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廣施恩惠，不惜重賞；同時又強調嚴肅軍紀，禁止侵暴百姓。積極爭取起義軍的支持，收編其隊伍，以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對歸順者封以高官，如對關中起義軍首領孫華；對抗逆者，在將其打敗後，一般只誅敵首，對其餘人採取赦“詿誤者”和善待俘虜的政策。強調賞罰公平，不分貴賤。霍邑之戰後論功行賞，有人主張應募之奴不能與良人同，李淵堅持按功行賞，因而較大地調動了軍隊作戰的積極性。在用將上，注重用其所長，如對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績等人的使用，都體現了這一思想，使他們在唐初幾次重大作戰中都較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特長。
王夫之認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為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綏民志於未蘇，故能折棰以御裊尤，而系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讀通鑑論》卷十一《唐高祖》)這一看法是比較中肯的。李淵作為開創唐朝大業的統帥，提出並實行了許多高明的戰略，其軍事思想理應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