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李世民(599.1.23—649.7.10)，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一說狄道(今甘肅臨挑)，一說趙郡(治今河北趙縣)，史稱唐太宗，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統帥。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次子。出生於武功(今陝西武功西北)。自幼習武，善騎射，尚武略，臨機果斷。隋大業十一年(615)，隋煬帝被突厥10萬騎圍困於雁門(今山西代縣)，世民應募從屯衛將軍雲定興前往救援，提出虛張軍容，晝引旌旗數十里，夜以鉦鼓相應的疑兵計。時值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今忻縣北)，迫使突厥始畢可汗解圍而去。十三年 ，隋末農民起義席捲全國，各地豪強割據郡縣，隋王朝土崩瓦解，任太原留守的李淵乘機起兵，世民積極參與謀劃，起了重要作用。六月，與其兄建成率兵攻西河(治今汾陽)，首戰獲勝 ，促使李淵決意西向關中。任右領軍大都督，統右三軍，於七月隨李淵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途中李淵一度動搖，欲還師更圖後舉。世民堅決主張繼續進軍，提出先入鹹陽，號令天下的方略。八月 ，進攻霍邑(今霍州)，先率輕騎至城下，誘隋守將宋老生出戰，繼而率騎猛衝其側背，配合李淵、建成正面攻擊，斬宋老生，克其城。九月，軍至河東(郡治今永濟西南)，力主急速進軍長安(今西安)，遂奉命率前軍西渡黃河，順利占領渭河以北地區，各大族豪強紛至軍門投效，數支農民起義軍亦來歸附，兵力迅速發展至13萬人。十一月，會諸軍攻克長安。李淵立代王楊侑為帝。世民被封為秦國公。十二月，率兵大破隴右割據勢力薛舉所部10萬人於扶風(今陝西鳳翔)。次年正月，任右元帥，與左元帥李建成督諸軍十餘萬人，趨東都洛陽。四月，進抵洛陽，遣使招諭，守軍不應。世民認為關中新定，尚未鞏固，懸軍出戰，雖能奪取東都，也難固守，遂引軍還。料定隋軍將乘機追擊，即設伏於途，大破隋將段達追兵，置新安、宜陽二郡(治今河南新安東、宜陽西)而還。
唐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淵稱帝，建立唐朝。六月，李世民拜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封秦王。七月，任元帥，領兵進擊薛舉父子。因部將輕敵，遭薛軍襲擊，敗於淺水原(今陝西長武西北)。八月，薛舉卒，其子仁杲襲位，世民再次率兵進擊。兵至高墌(淺水原東北)，以深溝高壘，堅壁不戰，養精蓄銳，與薛軍相持60餘日。十一月，薛軍糧盡，將士離心，遂遣將列陣淺水原，誘薛將宗羅睺出戰，自率大軍出其後，前後夾擊，一舉擊潰十餘萬薛軍，迫使仁杲出降。因功拜太尉，節度蒲、陝、河北諸總管兵。二年正月，出鎮長春宮(今大荔朝邑鎮西北)，後加左武候大將軍。九月，割據代北的劉武周引突厥兵攻占并州(治今太原西南)，河東(泛指今山西南部)唐軍屢戰失利，關中震駭，李淵欲棄河東以守關中。世民諫阻，請戰出征。十一月，率兵東渡黃河，進屯柏壁(今新絳西南)，與劉武周部將宋金剛對峙。針對宋金剛兵精將猛，但孤軍深入、軍無蓄積等情況，採取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治今汾陽、隰縣)以沖其心腹的待機破敵方略。至三年四月，宋金剛因糧盡退兵，遂乘勢窮追，晝夜兼程200餘里，交戰數十合，於介休(今屬山西)大敗宋金剛，收復太原。劉武周、宋金剛逃奔突厥。
是年七月，率師攻討割據洛陽的王世充，先分兵掃平洛陽外圍，後於四年二月進圍洛陽城。三月，河北竇建德率兵十餘萬應援洛陽。世民果斷分兵，以一部繼續圍城，自率驍勇3500人扼守虎牢(今河南滎陽汜水鎮西)，阻擊竇建德。相持月余，建德數戰不利 ，將士思歸，世民又遣將抄其糧運。五月初二，誘建德出戰，唐軍按兵不動，待其氣衰，發兵破陣，一舉殲之，俘獲5萬人，擒竇建德。回師洛陽迫降王世充。為唐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十月，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
不久，竇建德舊將劉黑闥據洺州(治今河北永年東南)反唐。十二月，世民奉命攻討。五年三月在洺水(今洺河)大破劉黑闥，黑闥率殘部北走突厥。四月，世民引兵南下，進擊降唐復反的兗州總管徐圓朗。至七月，連克十餘城，勝局略定，自還京師。江淮起義軍首領杜伏威懾於世民兵威，降唐入長安。十月，世民加左右十二衛大將軍。
唐初，北方突厥不斷南下攻掠唐境，長安受到嚴重威脅。高祖欲遷都避戰，世民勸止。此後，開始進行消除北方威脅、統一北部地區的戰爭。七年秋，東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率眾自原州(治今寧夏固原)南下。世民率軍至豳州(治今陝西彬縣)，與突厥遭遇，見眾寡不敵，乃冒雨率百騎至突厥陣，責其負約，並施反間計，使突利、頡利互相猜疑不戰，引兵退去。八年，加中書令。九年六月 ，發動“玄武門事變”，殺其兄建成、弟元吉，奪得皇位繼承權。八月，即帝位。頡利、突利乘世民新即帝位，再次合兵十餘萬入侵，逾涇州，進抵渭水便橋(今鹹陽西南)北，威脅長安。太宗親率6騎至渭水南岸，責頡利負約，隨後諸軍繼至，同時又賂以金帛。頡利見唐軍有備，遂請和結盟，退兵。世民利用休戰時期，休養生息，恢復經濟，增強國力，親自訓練將士，提高軍事素質，加緊作滅突厥準備。貞觀二年(628)，乘突厥內亂，攻滅依附突厥的梁師都；同時，撫慰突厥北面的薛延陀部，冊封其俟斤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以孤立頡利，對突厥構成南北威脅。三年，遣兵部尚書李靖、并州都督李績等率兵分道進擊突厥。四年二月，大破突厥於陰山，俘獲頡利。隨後 ，將突厥降眾十餘萬口安置於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至靈州(治今寧夏靈武西南)一帶，置都督府，任命其酋長統領。同時，將大批突厥貴族遷至長安，封賜官爵，官至五品以上者達百餘人。基本上消除了自北朝以來突厥對北方邊境的威脅。 平東突厥後，聲威遠震，北方諸族多歸附，尊太宗為天可汗。不久，世民致力開拓西部地區。九年，遣特進李靖率兵擊吐谷渾，扶助親唐政權，後以弘化公主和親。十四年，遣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滅高昌。於其地置西州，建安西都護府，並置庭州。繼而與吐蕃和親 ，以文成公主嫁與贊普松贊乾布。十八年，以安西都護郭孝恪率兵滅焉耆。二十二年，遣昆丘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等率軍攻滅龜茲。確立了唐對西域的統治。
李世民在位後期，薛延陀汗國勢力逐漸強盛，多次南攻歸附唐朝的突厥部落。太宗連續遣將擊敗之。二十年，命特進、英國公李績率兵至郁督軍山(今蒙古國杭愛山東支)北，平薛延陀。至此，“北荒悉平”。鐵勒諸部均請求內附，太宗詔置6都督府7州，以各部酋長為都督、刺史。於漠北開驛路，稱“參天可汗道”，密切了唐朝與北方部族的往來。晚年，發動對高麗的戰爭，親征遼東，不勝退兵。二十三年五月病卒。
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兼備。精於戰法，善於運用騎兵，出奇制勝。臨戰身先士卒。統軍馭將，恩威並用。對降將和少數民族將領，能竭誠相待，委以重任。在位期間，選賢任能，兼聽納諫，文治武功均有建樹，世譽“貞觀之治”。世民用兵之要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有記載。
李世民的軍事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乘機起事、奪取天。下的思想。
李世民是李淵晉陽起兵的主要謀劃者和最堅定的執行者之一。他主張，在隋末天下大亂時，應乘機起兵，“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資治通鑑》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七月)。他認為，起事必須進行隱蔽、周密的準備，其中主要的是爭取人才，“時天下已亂，盜賊起，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為乘機起事積蓄力量。他重視起事戰略的謀劃與制定，在一開始就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具體的步驟，他與晉陽令劉文靜“與圖大事”，贊成劉文靜提出的“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以成“帝業”(分見《資治通鑑》卷一八三《隋紀七》，恭帝義寧元年四月)的起事戰略，並堅決將其付諸實施。他認為，一旦興兵起事，就要堅定不移，有進無退，堅決進行到底。在李淵率軍南下途中，雨久不止，又傳言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有人主張還救根本(太原)，更圖後舉。李世民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資治通鑑》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七月)，後果只能是失敗。因此，他力主攻克霍邑，繼續南下，對李淵定下繼續前進的決心，起了重要作用。當軍隊受阻於河東(治今山西永濟蒲州鎮)，有人主張仍攻河東時，李世民從實際出發，反對頓兵堅城，堅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先入長安，也體現了他貫徹既定戰略的思想。奪取長安後，他主張暫不介入關東之爭，而是先固根本，再圖中原。在打敗屈突通後，李淵曾派他與李建成率軍10餘萬東征洛陽，“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世民認為，“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資治通鑑》卷一八五《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遂引軍還。在先後克平薛仁杲、劉武周，關中鞏固、無後顧之優後，再出兵東擊洛陽，逐鹿中原，統一全國。這無疑是正確的戰略謀劃。
二、靈活機動、因敵制勝的作戰指導思想。
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正確料敵、因勢定謀的戰前決策思想。李世民認為，知被知已是兵家大要，強調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為此，他十分重視平時對敵情的掌握和臨陣對戰場的偵察。從他協助李淵晉陽起兵的情況看，他對當時關中乃至全國的形勢有比較全面、準確的了解和把握；從他在戰前和戰中對宋金剛、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等人情況的分析中，也可看到他平時對這些對手了解之深刻和準確。在戰場上，他不僅僅滿足於對間接情報的掌握，而是總要親自進行實地偵察，了解敵軍實力和戰場形勢。在準確料敵的基礎上，作出正確決策。如在洛陽、虎牢之戰中，當竇建德率軍支援王世充時，諸將多為表面現象所迷惑，李世民由於對敵情有全面而準確的掌握，才能力排眾議，做出了圍城打援、一舉兩克的正確決策；他在此戰中為引誘竇建德所採用的“牧馬計”，也是在他親臨前線“察敵形勢”後制定的策略。
堅壁挫銳、待哀而擊的持久防禦思想。對力量強大、利在速戰之敵，李世民生張“堅營蓄銳以挫其鋒”，“以持久弊之”(《通典》卷一五五《兵八》)，消敵銳氣，斷改給養，提高自己軍隊士氣，壯大自己的力量，改變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在敵人糧草不繼、士氣衰落或準備退卻時，以反擊取勝。如在二戰淺水原時，開始眾將請求出戰、李世民堅決不同意，他說：“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鬥，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舊唐書》卷五十五《薛舉附仁杲傳》)經過60多天的相持，薛軍果然糧盡，軍心動搖，李世民乘機出擊，取得了決戰的勝利。在打敗宋金剛、竇建德等人之戰中，他也採用了此法。
正兵相持、奇兵襲後的戰術進攻思想。陣後反擊，是李世民與敵決戰時採取的一個重要戰術。他認為，使敵乘己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己乘敵弱，“必出其陣後反擊之，無萬潰敗”(《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紀八》，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淺水原之戰，李世民先令龐玉於原南列陣，與敵將宗羅喉苦戰，李世民“親御大軍，奄自原北”、“於是王師表里齊奮，羅喉大潰”(《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介休之戰，他令李世績先與宋金剛交手，在李世績軍開始退卻時，自己“率精騎擊之，沖其陣後”(《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大敗宋金剛軍等，都是採用的此法。
兵貴神速、乘勝追擊的殲滅戰思想。李世民認為“兵法尚權，權在於速”(《舊唐書》卷五十七《裴寂傳》)，主張正確料勢，果斷決策，迅速行動，使敵“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如此，則可“取之若振槁葉”(《資冶通鑑》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九月)。反對猶像不決，貽誤戰機。在取得作戰決戰勝利之後，應突破竹之勢，窮追猛打，務求將敵人全部殲滅。他在擊敗薛仁杲部將宗羅喉後、其舅竇軌勸他不要輕進，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資冶通鑑》卷一八六《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堅持乘勝追擊，迫薛仁杲獻城投降。他在柏壁擊敗宋金剛後，有人勸他待部隊休整後再追擊敵人，他認為“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資冶通鑑》卷一八八《唐紀四》，高祖武德三年四月)，一直追敵至雀鼠谷，一日八戰。他本人兩天沒吃飯，三日沒解甲，終於將其殲滅。
三、文武並重、積極防禦的國防思想。
李世民認為：“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資治邁鑒》卷一九三《唐紀九》，貞觀三年十二月)基於這一認識，為強化國家防衛力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政治、經濟、軍事建設上，勵精圖治，自強不息，推行輕徭薄賦政策，恢復並發展生產，較快地扭轉了因戰爭造成的國家經濟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視國家武裝力量建設，認為“中國雖安，忘戰則民殆”，要求“農隙講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帝苑》卷下《閱武篇》)。同時，又反對窮兵默武，認為“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義安，此乃聯之甲兵也”(《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唐紀九》，貞觀四年十二月)。在對周邊各部族和國家關係的處理上，主張友好相處，以文德服人，儘量不訴諸戰爭。貞觀四年(630年)，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出兵討伐，唐太宗說：“兵者，兇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須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言語之間，何足介意！”(《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貞觀十七年(643年)，有人建議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唐太宗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資治通簽》卷一九七《唐紀十三》，貞觀十七年六月)不得已而用兵時，也是“必待有罪，然後時之”(《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紀八》，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主張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批評“貴中華賤夷狄”的狹隘觀念，主張對不同種落“愛之如一”，用以維護國家的統一，發展強大的國力。對表示臣服的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或和親政策，使這些地區對唐周邊敵對勢力形成戰略牽制或成為唐抗擊外來侵略的緩衝地帶，為自己組織反擊贏得時間。反對前代帝王“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的行為，表示，這種虛名即使“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聯必不為”(《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對外來侵擾，主張積極防禦，反對消極保守。自唐建國以來，突厥多次侵擾唐境，唐王朝起初一直採取退讓態度，有人甚至建議採取遷都的措施消極逃避，李世民堅決反對，提出“願假數年之期，請系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資治通鑑》卷一九一《唐紀七》，高祖武德七年七月)。貞觀二年(628年)，頡利擁兵窺邊，有人建議築長城防禦，李世民答：“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新唐書》卷二一五一《突厥上》)他批評隋煬帝不能精選良將，安撫邊境，只知築長城以備突原的消極做法，認為“朕今委任李世績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舊唐書》卷六十七《李績傳》)在反擊外來侵擾的作戰中，他主張對敵務必全殲，擒捉首惡，不留後患，以求久安。唐軍征東突厥之戰和擊吐谷渾之戰等，都貫徹了他這種積極防禦的國防思想。
四、重視軍制建設、善於知人用將的建軍思想。
在軍隊建設上，李世民高度重視軍隊的制度建設和對將才的提拔使用這兩個最重要的環節，從而保證了軍隊軍政素質的提高。李世民認為，“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製，先定章程”(《唐大詔令集》卷一○七《備御》)，反映了軍隊建設以制度為先的思想。他在位期間，整頓完善了府兵制，健全了十二衛和東宮六率中央軍事統帥機構；遵循中外相維、居重馭輕的原則，合理部署全國武裝力量；實行兵農結合、寓兵於農的兵役制和嚴細的番上措施；統兵權、發兵權、指揮權相分離，以保證皇帝對軍權的絕對掌握，“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則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新唐書》卷五十《兵志》)；大力發展牧馬業，建立強大的騎兵隊伍等。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府兵制達到鼎盛。另外，他十分重視對將才的收羅、培養和使用，在知將、愛將、用將方面有獨特的才能和建樹，因此，能驅駕英才，諸將都願為他效力。一些曾是敵對營壘的人，後來也成了他得力的將帥。他對將帥十分愛護，如他聽說李績病後，命“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孫彥芳傳》)；聽說李績病後須用鬍鬚灰做藥引子，他就剪下自己的鬍鬚燒化後放到藥中讓李績吃，事後使李績感動得“頓首流血”。李道宗在戰鬥中傷了腳，他親自給他針灸等。在用將上，他主張捨短取長、“棄怨用才”；他善於知人而後任，既已任用，就“洞然不疑”。主張充分發揮戰場指揮員的主觀能動作用，反對“將從中御”。太宗賜李靖詔書中講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孫彥芳傳》)他認為天下可“逆取”，但必須“順守”。因此，戰亂時期用人偏重於才；和平時期用人要重視德。反對以卑尊取人，強調“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分見《帝苑》卷上《求賢篇》、《審官篇》)，即善於因才而用。他不但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沒有大殺功臣的皇帝之一，而且還善於發揮功臣的作用，使之為國家又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