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
戰國初期魏國著名政治家。也作李克。有的古書中還將李克寫成“里克”，或訛作“李兌”、“季充”。李悝為魏文侯到武侯時人，曾受業於子夏弟子曾申門下，作過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經常和秦人交鋒作戰。桓譚以為李悝為文侯師，班固、高誘以為是文侯之相。由於先秦文獻缺乏記載，故此說尚難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悝能參與機密，為文侯心腹之臣。司馬遷說：“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這些記載都表明，文侯時魏能走上富強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貢獻。
李悝以為“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還要“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有賞有罰，唯才是用，這是戰國時甚為流行的法家主張，當時不少國家都因貫徹這些主張走向富強。
在經濟策略方面，盡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張。他認為田地的收成和為此付出的勞動成正比，“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又認為糧貴則對士民工商不利，谷賤則傷農，善治國者必須兼顧士民工商和農民雙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農，每年除衣食、租稅和祭祀等開支外，還虧空四百五十錢，這就是農民生活貧困和不安心於田畝的原因。他針對此情況作平糴法，即將豐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個等級，按比例向農民糴糧；把荒年也分成大飢、中飢和小飢，在大飢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糴的糧食發放給農民，其餘則類推。這樣可使飢歲的糧價不致猛漲，農民也不會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於能“取有餘以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法經》的編訂，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春秋末年，晉、鄭諸國作刑鼎或刑書，以公布新的法律條文。到戰國時，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出現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諸國法”，修訂出《法經》六篇，包括盜、賊、囚、捕、雜、具。盜是指侵犯財產的犯罪活動，大盜則戍為守卒，重者要處死。窺宮者和拾遺者要受臏、刖之刑，表明即使僅有侵占他人財物的動機，也仍構成犯罪行為。賊律是對有關殺人、傷人罪的處治條文，其中規定，殺一人者死，並籍沒其家和妻家；殺二人者，還要籍沒其母家。囚、捕兩篇是有關劾捕盜賊的律文。雜律內容包羅尤廣，包括以下幾類：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②狡禁。有關盜竊符璽及議論國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規定。④嬉禁。關於賭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關官吏貪污受賄的禁令。如規定丞相受賄，其左右要伏誅；犀首以下受賄的要處死。具律是《法經》的總則和序例。《法經》出現後，魏國一直沿用，後由商鞅帶往秦國，秦律即從《法經》脫胎而成，漢律又承襲秦律，故《法經》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李悝的著作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有法家類《李子》三十二篇，儒家類《李克》七篇；兵權謀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術都屬於法家範疇，故其大多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被列入法家類。由於他和子夏學派有一定的關係，他的有些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不免帶有幾分儒家色彩，《藝文志》將其列入儒家也不為無因。以上三種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晉或隋唐時尚有零簡殘篇傳世。如《水經注》和《文選·魏都賦》注都引有《李克書》。由於《漢書》以李悝與李克為兩人，後代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
《法經》早已不存，唯桓譚《新論》中有關於《法經》內容的簡述，《晉書·刑法忘》也有類似的記載。《新論》已亡佚，桓譚介紹《法經》的一條保留在明人董說《七國考》之中，是我們今天了解《法經》的重要依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法經》，夾雜了天尊、佛像等語，當是誤引他書所致，故難以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