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簡介

周培源:我國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

唐廷友 武際可

周培源,著名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主要從事流體力學中的湍流理論和廣義相對論中的引力論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論的基礎;研究並初步證實了廣義相對論引力論中“坐標有關”的重要論點。培養了幾代知名的力學家和物理學家。在教育和科學研究中,一貫重視基礎理論,同時關懷和支持新技術的研究。在組織領導我國的學術界活動、推進國內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今屬江蘇省無錫市)的一個書香之家。父親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親馮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1919年,他考入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中等科。學習期間,他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發表了論文《三等分角法二則》,受到當時數學教授鄭之蕃的讚許。1924年,他由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同年秋天,由於他成績優秀,被清華學校派送去美國繼續完成大學課程,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數理系二年級學習。周培源於1926年春、夏兩季分別獲學士和碩士學位。

1927年,周培源入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繼續攻讀研究生。他先從師貝德曼,後改從e.t.貝爾做相對論方面的研究,次年獲理學博士學位,並獲得最高榮譽獎(summa cum laude)。

1928年秋,他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在w.k.海森伯(heisenberg)教授領導下工作;1929年,又赴瑞士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在s.泡利(pauli)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研究。同年回國,被聘為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年僅27歲。

1932年,周培源與王蒂澂女士結婚,生有四個女兒。王蒂澂退休前,一直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教書。

1936年至1937年,根據清華大學休假規定,周培源再赴美國,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從事理論物理的研究。其間他參加了a.愛因斯坦(einstein)教授親自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並從事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美國國內急需科技人員,周培源一家剛入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請,給予全家永久居留權,周培源對此一笑了之。1937年,他假滿回國。不久,抗日戰爭爆發。7月底,平津淪陷;8月,侵華日軍開進了清華園。周培源受校長梅貽奇之託,安排學校南遷,曾先後任長沙臨時大學和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在這期間,他抱著科學家應為反戰服務,以科學拯救祖國危亡的志向,毅然轉向流體力學方面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國。他先在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從事湍流理論研究,隨後參加美國國防委員會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海軍軍工試驗站從事魚雷空投入水的戰事科學研究。

1945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魚雷空投入水研究組的大部分人員被美國海軍部留用,成立海軍軍工試驗站,周培源也被應邀留下。由於該試驗站是美國政府的研究機構,應聘人員要有美國國籍。當時,周培源明確提出:不做美國公民,只擔任臨時性職務;次年即離美代表中國學術團體去歐洲參加國際會議。在美國有關方面接受了上述這些條件後,他在美國繼續工作不到一年,於1946年7月離職去歐洲參加牛頓誕生300周年紀念會和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他還參加了在法國召開的第六屆國際套用力學大會,並被這次大會以及會後新成立的國際理論與套用力學聯合會選為理事。

1946年10月,周培源由歐洲重返美國,並於1947年2月與夫人攜三個女兒全家返回上海。1947年4月回到北平(今北京),繼續在清華大學擔任教授。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培源除在清華大學擔任教授外,還兼任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周培源轉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此後還相繼擔任過北京大學副校長、校長、黨委副書記。1981年因年事已高,周培源主動辭去了校長職務。

1952年,他在北京大學領導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力學專業,即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此外,他還領導建造了北京大學直徑2.25米的三元低速風洞。

1958年,周培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周培源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曾兼任過許多重要的社會職務: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並曾任數理化學部的常務委員;1978至1981年間,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58至1986年間,先後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現為名譽主席;1951至1982年間,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現為名譽理事長;1957至1986年間,任中國力學學會副理事長,現為名譽理事長;自1954年以來,先後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至第五屆代表和人大常委會第五屆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第四屆全國常委會委員和第五至第七屆副主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波蘭友好協會會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會長,九三學社主席等。

由於周培源在科學研究、教學和社會活動中取得的成就,他受到國內外科學界和教育界的尊敬。1980年,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80年和1985年,他曾兩次獲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具有卓越貢獻的校友”獎。

我國近代力學的奠基人

周培源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他將自己精力的大部分獻給了力學與理論物理中兩個十分困難的領域:湍流理論和廣義相對論。他先後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在這兩個領域中都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

在廣義相對論的研究中,以“坐標有關論者”而獨樹一幟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學說1916年發表後,在全世界迅速傳播。在中國,早期傳播相對論的有夏元等物理學家,然而進行深入研究愛因斯坦的學說並獨樹一幟的,周培源是第一位。

周培源對廣義相對論產生興趣,應追溯到1926年他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期,以後的60年中他一直在這個領域內執著地探索著。

廣義相對論在物理上取得了許多輝煌成就,但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個困難,這就是,表達引力場的方程是一個包含10個二階非線性偏微分方程的方程組,而這10個方程之間又存在著4個獨立的非線性偏微分方程組所組成的恆等式,也稱為比安基(bianchi)恆等式,這就使得只用引力方程得不到10個引力函式的確定解。

周培源一進入相對論領域便抓住這個難題,主張引進另外的物理條件才能求解出引力函式的確定解。沿循這個思路,周培源在20年代用引入新物理條件的辦法獲得了軸對稱靜態引力場的若干解,以後又於30年代在引入各向同性條件下,又求得了與靜止場不同類型的嚴格解。

與此同時,國際上的同行學者為了克服上述困難,採用坐標變換的方法來減少引力函式的數目。但這種方法只能求出一種常微分方程的特殊引力場——球對稱靜態引力場的嚴格解,例如史瓦西(schwazchild)解,而對眾多的其他物理問題仍然束手無策。沿著這條思路求解引力場方程的相對論研究者,在國際上稱為“坐標無關論者”。他們主張坐標在引力論中無關緊要。

與此相反,周培源從一開始進行引力論研究時,就認為坐標是有物理意義的,因此他是一位“坐標有關論者”。

“坐標有關論者”在一些特殊問題上,引進諧和條件以求解引力場方程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19年愛因斯坦本人。他引進諧和條件的近似式來求解線性化了的引力場方程,從而獲得了引力波解,預言了引力波的存在。後來,德·東德(de donder)將諧和條件嚴格化。1923年,郎曲斯(lanzos)曾用這一條件得到了球對稱靜態引力場的解。

沿著這條思路,1979年,周培源把嚴格的諧和條件作為一個物理條件添加進引力場方程中,和他在北京大學的同事以及他在高能物理所的學生一起,近10年來發表了多篇論文,其中包括無限平面、無限長桿、圍繞無限長桿作勻速轉動的穩態解和嚴格的平面波解。

面對當前存在的兩個解,即坐標無關論者的史瓦西解和坐標有關論者的郎曲斯解,從70年代開始,周培源和他的學生李永貴開始從事測量與地面垂直和與地面平行的兩種光速的比較實驗,希望回答兩種解中哪一種更符合實際。理論上,史瓦西解得到的兩種光速的一級近似之差與光速之比為7×10(-10),而郎曲斯解的這一比值為零。目前,李永貴所獲得的這個比值在準確到10(-9)時表明:兩種光速是相等的。這項實驗仍在進行中,以期取得更高一級的近似。這是“坐標有關論者”同“坐標無關論者”兩種理論較量中的關鍵性實驗。它的進一步結果,將是整個物理界所關心的。

在套用廣義相對論於宇宙論方面,周培源於1939年證實了在均勻性或各向同性的條件下,可以將過去常用的宇宙度規(friedman度規)簡化,並使求解問題大大簡化。1987年,周培源和他的研究生黃超光將諧和條件用於宇宙論,得到了新的結果。他們用引力場中的電磁理論來計算宇宙中後移星系輻射光的強度,由此導出新的紅移關係與該星的質量有關。

湍流模式理論的奠基人周培源是我國湍流理論研究的領頭人。在世界強手如林的湍流研究隊伍中,他積數十年之成果,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受到國際上的重視。

他從事湍流研究是從1938年開始的。當時,他暫時擱下了從事多年的宇宙論的研究,而將主要精力放在湍流上。

流體的湍流運動在自然科學史上一直是困惑許多傑出科學家之謎。流體運動的基本方程納維-斯托克斯(navier-stokes)方程(簡稱n-s方程)雖然早在1821年就建立了,但卻一直未能從它求出描述湍流運動的解來。1895年,英國雷諾(reynolds)發現不可壓縮流體充分發展了的湍流運動可以分解為平均運動和脈動運動兩部分,並從n-s方程用平均方法導出了湍流平均運動方程。但這組方程是不封閉的。在周培源之前,人們總是從這組方程出發,引入脈動量、平均流速對空間坐標的梯度有關的各種假設使方程閉合,來求解流體的平均速度。

周培源在國際上最早考慮脈動方程(即n-s方程與平均運動方程之差),並由這組方程導出二元和三元速度關聯函式所滿足的動力學方程,再引進必要的假設來建立湍流理論。1940年根據這一模型,他對若干流動問題做了具體計算,其結果與當時的實驗符合得很好。

1945年,周培源在論文《關於速度關聯和湍流漲落方程的解》中提出了兩種求解湍流運動的方法:一種是把平均運動方程和關聯函式所滿足的方程逐級近似求解;另一種是將平均運動方程與脈動方程聯立求解。由於這組方程的高度複雜性,在40年代,要聯立求解是不可能的,但他的這種思路卻為湍流研究者開闢了嶄新的途徑。上述第一種解法奠定了國際上稱為“湍流模式理論”的基礎,在國際上被譽為“現代湍流數值計算的奠基性工作”。近數十年的發展,由於高速電子計算機計算能力的擴大,愈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世界各國不少人沿循他的方法進行開拓,形成了“湍流模式理論”流派。

50年代,周培源利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軸對稱渦鏇模型作為湍流元的物理圖像來說明均勻各向同性的湍流運動。利用湍流衰變後期雷諾數比較小的特點,周培源和他的學生蔡樹棠得到了最簡單的均勻各向同性湍流的後期衰變運動的二元速度關聯函式,在這一思路的基礎上,他的學生黃永念用同樣的方法,得到了均勻各向同性湍流三元速度關聯函式。10年以後,這個三元速度關聯函式被佩納特(bennett)與柯爾辛(corsin)的實驗所證實。

與此同時,周培源還與他的學生是勛剛、李松年對高雷諾數下(即衰變初期)的均勻各向同性的湍流運動進行了研究,得到了與實驗符合的均勻各向同性湍流在早期衰變運動的二元和三元速度關聯函式。

為了統一湍流在初期和後期衰變的模型,1975年,周培源提出“準相似性”的概念及與之相適應的條件。他與黃永念把這兩個不同的相似性條件統一為一個確定解的物理條件——準相似性條件。這個條件在1986年由北京大學湍流實驗室魏中磊、諸乾康、鈕珍南和俞達成的實驗所證實,從而在國際上第一次由實驗確立了從衰變初期到後期的湍能衰變規律和微尺度擴散規律的理論結果。其後,周培源又與黃永念計算得到衰變各期的能譜函式、能量傳遞函式等等。這些結果都得到國際同行的讚許。

80年代以來,周培源又將所取得的結果與準相似條件推廣到具有剪下應力的普遍湍流運動中去,並引進新的逼近求解方法,得到了新的結果。

為了表彰周培源1950年在湍流領域裡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1982年,國家科委授予他自然科學二等獎。

周培源除了從事理論研究外,對有關的測量儀器的研製和實驗設備的建設也十分關心和支持。北京大學湍流測量儀器與實驗設備的研製建設工作數十年來一直得到他的指導和鼓勵,取得了多項重要成果。

周培源以“獨立思考、實事求是、鍥而不捨、以勤補拙”這16個字總結了他所從事的科研活動。在關鍵性的科學問題面前,他從不隨波逐流。當陳伯達特地到北京大學找他,要他批判相對論時,他敢於當面表明自己的態度:“狹義相對論是真理,批不倒,廣義相對論還存在學術爭議。”在1958年宣傳畝產糧食數萬斤的浮誇風中,他認為這些都是不符合科學事實的,因此他從不隨聲附和。

堅持兩個領域中的難題研究,跨越半個世紀之久,克服了重重困難,取得一個個新的進展,不能不說是鍥而不捨的典範。

周培源在總結自己的科研活動時,又概括地提出:“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要能說明舊理論能說明的現象;二要能解釋舊的科學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現象;三要能預見到新的科學現象並能用實驗證明它。”這些精闢的見解是周培源在科學研究中以科學的態度獨立思考的理論概括。

周培源在科學研究上孜孜不倦,勤奮進取,敢於啃硬骨頭。50年代後,他在繁忙的社會活動與行政工作之餘,從不放棄利用點滴時間進行科學研究中的思考。1989年,在他年近90歲,身患心肌梗塞,臥床住院期間,仍然親自指導他的博士生撰寫論文,並親自對公式逐個加以校驗。周培源這種一絲不苟的精神,不能不在後輩科研人員身上產生深遠的影響。

辛勤耕耘60餘年的教育家

周培源自1929年留學回國至今,60餘年來一直從事高等教育工作。作為一位知名的老教育家,在傳授知識、指導科學研究、組織教學、創建新專業,以及發現和扶植優秀人才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重視基礎理論,培養了幾代力學家和物理學家數十年來,他培養了幾代力學和物理學的知名學者,例如王竹溪、胡寧、林家翹、彭桓武等,都曾從師周培源門下。

在培養人才方面,重視基礎理論是周培源的一貫主張。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教學中他總是指導學生將有關學科最根本的理論內容吃透。在40~50年代,他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學中,每年上一門理論力學課,後來寫成講義,195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本《理論力學》教程起點很高,對後來北京大學理論力學教學的高水平起了很重要的影響。聽過他的課的學生,無論是繼續進行研究工作,還是轉向技術工作,都得益於學生時期受到的這種嚴格的基本訓練。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調整,周培源來到了北京大學。在他帶領下,北京大學創辦了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力學專業。

在組織學校教學中,重視有學識的教師,乃是周培源一貫的教育思想。在力學專業辦學過程中,他經過多年努力,聘請國外新歸來的學者來校任教,聘請國外專家來系講學,例如,他曾兩度親自致函聘請胡海昌來系任教,並親自帶頭聽講,給學生和其他教師作出表率。力學專業從一開始只有5名教員逐步發展到有近百名教師的隊伍,他們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

支持和指導年輕教師研製成計算機雷射漢字照排系統周培源不僅重視基本理論,而且對技術和生產的新發展也極為重視。他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和校長期間,從1974年起,他以超前的眼光敏銳地注意到電子計算機為漢字印刷排版帶來技術革命的前景,從而排除重重困難,和張龍翔(1974年為教務長,後為副校長和繼他而任校長)一起組織學校的人力和物力。熱情鼓勵和支持以王選為首的研製組工作,使計算機雷射漢字照排系統在經過10多年的努力,投入了數百人年的人力之後,得以研製成功。這項成果在1985年被評為中國十大科技成就之一,1987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以後還多次榮獲過各種獎。這項成果使我國整個印刷行業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現在,我國已有1500多套這種漢字照排系統用於國內外報社和出版印刷系統。由此,周培源被推舉為1985年成立的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的名譽會長。

“文化大革命”中,周培源曾經抵制過“實驗室車間化”的口號,也反對過以典型產品帶動教學的教學指導方針。“文化大革命”後,為了恢復教學秩序,周培源曾停辦了一些學校的生產設施,與此同時,他又集中學校的巨大財力、物力支持印刷系統的研製和生產。這說明他的辦學思想並非一般地反對學校搞生產研究。在他看來,學校的技術生產,也和研究理論一樣,必須有新思想,必須創新,否則就會將學校混同於一般工廠。計算機雷射漢字照排系統的成功,也為我國高等學校發展工程技術走出了一條新路。

在周培源即將離任北京大學校長時,他在1981年4月2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訪美有感——關於高等教育改革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他寫道:“教師是學校的主體,古今中外絕無例外。”他認為:“一所好的大學必須有嚴選良師的辦法和傳統,必須有選擇人才的條件。否則人才就會在死水一潭中被埋沒。”系統地闡明了他重視選拔教師和尊重教師的思想。在文中,他還就培養人才問題、現代化問題、青年思想教育問題和改進高等學校領導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意見。這篇文章是他從事教育工作50多年的經驗總結,也體現了這位老教育家離開高等教育領導崗位時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殷切期望。

人民的社會活動家

半個多世紀來,每當社會發生巨大政治變動及尖銳複雜鬥爭的關口,作為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總是為伸張正義和維護民族尊嚴、為祖國的科學文化繁榮而奮鬥。追求真理,一身正氣是他一生的寫照。

周培源的青年時代,正值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前後。當時的中國貧窮落後,受盡列強欺壓。青年知識分子奮發向上尋求解決社會矛盾、吸收進步思想的思潮深深影響著他。1919年,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學習,由於積極參加了上海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而被學校開除。

1927年夏,周培源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暑期學校學習時,正值國內發生四一二事變,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之後不久,當時在美國西海岸的中國留學生正在該校舉行夏令集會,會上,學生分成了擁護和反對國民黨的兩派。周培源和他在清華學校的3位同學施滉、冀朝鼎、徐永瑛毅然站在反對國民黨的一派中。1947年,國民黨大勢已去,國內戰事正熾。海外許多好友都勸他不要回國,但他還是抱著報效中華的心愿帶領全家回到了北平清華大學,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周培源帶著女兒,冒著寒風,騎車進城去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進北京。從此之後,他為祖國的建設事業始終不渝地努力工作著。

周培源是我國最早的國際理論與套用力學聯合會理事、國際科學家聯合會理事,他又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負責人和領導人。多年來,他為我國科技界,特別是物理與力學界,開展國際學術與友誼交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曾數十次代表中國科學技術界出席國際會議,為發展科技界國際合作、宣傳中國科技成就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些活動中,他總是堅持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堅決維護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正義的立場,他操著流利的英語,態度瀟灑,風度翩翩,贏得了國際友人的尊敬與愛戴。多年來,他還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會長、中波友好協會會長,為推進和平民主和科技進步,加強與國際間的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後,黨和政府執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周培源率領代表團訪美,溝通了中國技術學者赴美訪問的渠道。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段時期,社會上颳起了一陣“理論無用”、“理科無用”風,並且還要批判相對論和熱力學第二定律。國內的自然科學基本理論研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

在那種萬馬齊喑的年代,中國的教育到底應該怎么辦?是跟著他人搖旗吶喊,還是堅持真理,不隨波逐流?周培源不畏強壓而選擇了後者。1972年《人民日報》一名記者約周培源寫一篇理工科教學如何辦的文章。周培源應約寫了《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簡稱《看法》)一文。在文中,他總結了大量自然科學歷史事實,根據自己長年教學和從事科學研究的經驗,論述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生產實踐、科學實驗及學科內部矛盾演化的辯證關係,論述了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係,提出理科大學應重視基礎學科的教學和科研,重視與實踐相結合等建議(該文後改在《光明日報》發表)。1972年7月20日,周培源又上書給周總理。在信中,他分析了我國基礎理論研究落後的基本原因,認為主要是由於對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缺乏統一的、持久的認識,沒有堅強的領導及切實的組織保障。周總理對周培源的信非常重視,7月23日,他將信批覆給有關同志,要他們“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象浮雲一樣,過去了就忘了”。

周培源的提倡基礎理論研究的觀點在當時甚至招來了對他的批判和圍攻,但是他作為一位正直的、無私的科學家的形象卻深深地留在了科學、知識界人們的心目中。

近年來,周培源把部分精力放在了三峽工程的巨觀論證上。他認為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從50年代起,他多次參加三峽工程會議,近年來,他又不辭辛勞地親自到現場考察,取得第一手資料,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此工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些活動的目的在於能使重大工程技術問題上的決策更民主、更合理,更能聽到各方面的不同意見。

嚴於律己 無私奉獻

周培源為人謙和、坦誠。他顧全大局,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自己生活上節約儉樸,而對支持科學和文化事業卻慷慨奉獻。

50年代,國家撥款在北京大學建造大風洞,主要目的在於支持他領導的湍流研究。當他得知我國航空工業還沒有一座足夠精密的大風洞時,他毅然將二元低湍流段建造推後,而首先建造三元低湍流段,以適應航空工業的發展需要(後來由於經費等原因,二元低湍流段一直未能建造)。他這種顧全大局的精神對學生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風洞建造中,當他與實際主管此事的他的學生陳耀松產生意見分歧時,便耐心地說服陳耀松,並吸取陳的意見的合理部分。事後陳耀松回憶說:“當時我不太會辦事,捅了漏子,他總是攬在自己身上,工作做好了,總是把成績算在我們身上。”

周培源夫婦平日生活儉樸。1950年後,他們夫婦倆用自己的工資節餘購買古代名人字畫收藏起來,其中多是明清時代的珍品。1989年,他們將收藏的145幅名人字畫全數捐贈給了無錫市博物館。無錫市為獎勵他們的愛國行為,特頒發給他們一筆可觀的獎金。他們立即又將這筆獎金的大部分分別贈給了他們曾工作過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作為科學基金與獎學金;將一萬元獎金贈給了中國振華基金會;還分別向他們童年時的母校上海實驗國小和吉林扶餘鎮實驗國小各贈一萬元作為獎學金。他們說:“字畫與獎金既來自人民,都應把它們還給人民。”1987年,他曾將父親在家鄉遺留下的600多平方米的住宅獻給了家鄉人民作為科普文化活動站。

回顧周培源的歷史,在每一關鍵時刻,他總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為己任而放棄個人的安逸和舒適條件。1937年七七事變,蘆溝橋戰火開始後,他拒絕加入美國籍,放棄優厚的條件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從美國回到國內。1947年——北平解放的前一年,當時,許多海外朋友由於對共產黨不了解,都曾勸他留在美國。他說;“我雖然也不了解共產黨,但共產黨也是人,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政績就有崇高的聲譽,而且我是清華大學派去美國進行科學研究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華大學工作。”就這樣,周培源懷著對祖國的嚮往之情,恪守對母校的承諾,他全家又一次從美國回到北平。近年來,每當他送自己的學生出國留學或訪問時,臨行時總是諄諄囑咐:“你的事業在祖國。”這句話概括了他一生所走過的路程。

(作者:唐廷友 武際可)

簡歷

1902年8月28日 生於江蘇省宜興縣。

1919—1924年 清華學校初等科學習,1924年畢業於該校高等科。

1924—1926年 美國芝加哥大學數理系學習,1926年獲學士、碩士學位。

1927—1928年 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攻讀研究生,1928年獲博士學位。

1929—1936年 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1936—1937年 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從事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

1937—1943年 先後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

1943—1946年 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等單位進行流體力學湍流理論等研究工作。

1946年 任國際理論與套用力學聯合會理事。

1947—1952年 任清華大學教授兼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

1951-1982年 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1982年後任名譽理事長。

1952—1981年 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副校長、校長等職。

1955年 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數理化學部常務委員。

1957年 任中國力學學會副理事長,1986年後任名譽理事長。

1958年 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代主席、主席。1986年後任名譽主席。

1978—1991年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