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文化與民族語言
我們首先對民族語言的起源作一簡要的探討。自古代以至十九世紀，各派學者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不知几几，其中包括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心理學家們，如英國的洛克（lock），亞當斯密士（adam smith），德國的菜伯茲（seib niz）、赫爾德（herder）、馮德（wundt）、法國的盧騷（j·j·rousseu）、勒南（renan）等，各有各的看法。根據科學家的最新研究考證，從地球冷到地面上能夠生長植物和動物的進候算起，人類的歷史大約也有幾十萬年。在這幾十萬年當中，有歷史記載的不過幾千年。
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和最新科學認定語言是原始人類在太古時代，在集體勞動中為了適應交際的迫切要求和需要而產生的，並且一開始就是有聲語言的定論。
每一個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都具有四個特徵，然而在民族眾多特徵中，語言具有多重性的特殊地位。語言與民族的這種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不僅十分專化，甚至十分頑固，即使延續數百年上千年之久，民族與語言皆發生了嚴重的變化，但對應關係卻依然如故。
語言在民族文化中的這些特殊性，與語言在民族文化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有關。文化是一個整體的系統，從文化結構上看，當然也包括語言在內。則這個總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並非雜亂無章的堆砌，而是按照一定的規律相互聯繫，構成文化的總網羅。就語言而言，它與其子系統的關係就比較特殊，它不僅可以一個子系統的身份參加文化整體運作，它還必須充當所有子系統多種特徵、屬性、內容的有聲符號物化表達形式。也就是說，該民族文化中一切文化現象，在其母語中都必須有相應的有聲表達符號。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這種文化現象具有概括整理表達說明文化中一切文化特點的功能。這種功能的發揮又得憑藉本民族特有的有聲符號系統，如果用民族學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語言的這套符號系統——以聲符為物化形式的符號；事實上使該民族的其他文化現象都在有聲符號之上結成了同根關係。正因為如此，語言實際上是該民族文化各組成部分共同的橋樑作用，因而在文化運作中，它使用的頻率最高，運行的周期最短，因此，從局外人看來，要把握其特徵，並通過它去掌握該民族的整個文化將都是最簡捷的途徑。一個民族的母語既然是該種文化的有聲符號物化表達形式，而且是專用表達形式，因而它對於該民族來說，當然具有專一的歸宿性。
語言對一個民族的各個組成部分來說是一個公用的橋樑。語言在充當這種橋樑作用的同時，將該民族文化中所有的內容經常發生的較為穩定的聯繫，作為該民族文化特有的信息體系，存入該民族每一個成員的大腦。
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特殊關係，都在各民族語言的寶庫里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特徵，不僅僅是表現在語言、辭彙上，更重要的是對上述這些因素起到制約作用的內在語言系統，即貯存於每個使用該語言成員大腦中充當建立聯想關係的依據的內貯信息庫。這個內貯存信息庫的習得，不僅是通過幼兒在學習本民族母語中逐步地學到存入大腦。正如結構主義學派追隨者雅可布孫所說的，人類祖先傳遞到後代有兩大基本的信息系統，即由細胞染色體傳遞的生物遺傳密碼，和由神徑——生理及社會——心理機制傳遞的語言能力。索給爾與雅可布明確地告訴人們單分析各民族語言的語音、辭彙和語法，還不足以反映該語言的特點，還必須把這些東西放入具體的民族之中，才能真正反映該民族的語言的主要特徵，它證明了“內語言”的存在，而且讓我們注意到“內語言’與民族文化的依存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