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存在，充分表明了文字與民族文化整體聯繫的松馳。有文字的民族往往經歷了多次的文字改革，甚至全盤重來，然而語言卻無法簡單地人為左右。蒙古文創於13世紀，原型取法於回鶻文字母，幾經改良後，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巴達文”，尚通用於我國內蒙古地區。
文字生存的物質條件是書寫工具，社會的上層教育制度和社會信息的跨地逾時傳遞機構，而語言則依於信息的直接傳遞需要，家庭內的教育和人體發音器官的訓練，致使文字在功能上依存於語言，但在存活條件上不與語言結成同根關係。
文字的社會功能與語言不同，清代學者陳澧在《東熟讀書記》中有言：“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出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聲之跡也。”這名話明確指出文字的功能是信息的貯存，雖然它專用於語言信息的貯存，但是貯存與被貯存者畢意不是同一回事。“文字不受時空的限制，這是文字的長處，語言沒有這個長處，不得不依靠文字來幫助”，或者說：“語言受時空的限制，這是語言的缺點。”事實上是不能相比的相比事物，無法定其優劣。
文字在語言科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研究古代的語言和文化，必須有古文字的研究基礎，否則就沒有研究古語和古文化、古文獻的工具；另一方面，就研究現代語言、文字來說，這種研究工具在發展文化上的作用也更大，它與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解決國內外的文化交往等都有直接的關係。
沒有文字的民族，如侗族、苗族、布依族等，本族人民只能用唯一的方式“日耳相傳”，雖然也能把文化知識繼承下來，但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往往使之失傳。每個民族的文化遺產都是逐漸積累起來的，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新的文化是在前人的文化基礎上發展而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從天上掉下來的新文化。沒有文字，文化雖然也有可能流傳下來，但是有文字流傳文化，它的效果就要大得多。文字使用對積累文化和發展文化起著繼承發展的巨大作用。它不但是各民族文化的積累和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各民族文化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四、民族文化差異及相互影響
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獨特風格和內涵。長城是抵禦異邦入侵、眾志成城的象徵；趙州橋、蔡倫造紙、畢升活字印刷是中國文化的積澱；瓦特蒸氣機、愛迪生電燈、牛頓三大定律是西方文化的精華。鼓樓花橋是侗族古代建築藝術的精粹。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在其內涵的準則、規範、行為、模式表層下，都有一套價值系統，本族集團成員對它很容易理解，另一民族文化集團的人們卻不易察覺。生長在某一個民族文化中的人移居另外一個民族文化環境生活，往往區觸，會產生一種茫然與心理失衡的感覺。這是民族文化的排抗效應特徵。一個民族、社團行為方式的總體以及個人從其總體中得到的文化信息，常常是這一民族或集團中較為固定的模式。換句話說，同一民族或社團是以同一文化模式進行社會活動的。同一民族的成員互相間可以用這一模式會預知和理解對方的行為意義，從而不會發生誤解。
跨文化的交際，則情況完全不同。因為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價值、文化觀及行為模式，所以不能用本民族的價值行為觀去理解對方。例如毛南族舊曆五月為最大的節日是“廟節”，土家族大年為臘月二十九，小年為臘月二十八。苗族的鼓丈（牯髒）節、彝族的”火把節”、傣族的潑水節、侗族的”穎社”等；如生活方面，酉南雲潰川一些地區，對燉狗肉津津樂道，日本人有生魚席、美國人如兔子般生吃多種蔬菜，巴黎人則視蝸牛為美味佳淆，印度人有童婚之風氣，凡此種種，無不說明文化習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顯露出各自的特色。不同的民族，有各自固定的行為模式、風俗習慣。這種模式不以個人為代表，而以一個民族或地區社團為代表。這些特定的模式客觀地構成了文化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