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相當私人化的人而言，對於一個偏愛自己的私事超過任何社會重要角
色的人而言，對於一個在這種偏愛方面走得相當遠——至少遠離祖國的人而言，對
於一個寧做民主國家中徹底失敗者也不當暴政下烈士的人而言，突然發現自己站在
這個講台上，這是多少有些令人尷尬不安的場面。
……
如果藝術傳授什麼（首先對藝術家而言），那就是人格的私人性。藝術，作為
私人事業最古老、最具字面意義的形式，在一個人心中，有意無意地培育一種獨特
性、個人性、分離性的意識，使他從一個社會動物，轉變為獨立自主的“我”。很
多事物可以分享，一張床、一片麵包、一些信任、一個情婦，但決非一首詩，例如
萊勒·瑪莉亞·理爾克的詩。一件藝術品，尤其文學作品，特別一首詩，是向一人
私語，將其帶入直接交談，沒有任何中介。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藝術就一般而言，尤其是文學，特別是詩歌，並非完全得
寵於爭取大善的鬥士、教化民眾的導師、揭示歷史必然的預言家。在藝術涉足之處
，在朗誦詩歌的地方，他們發現：漠不關心和多重聲調，代替了事先應許和全無異
議；疏忽大意和吹毛求疵，代替了行動決心。換句話說，在那些小零的位置上，在
那些大善鬥士和民眾統領們傾向運作的地方，藝術引出了一串“句號、句號、逗號
，以及一個負號”，使每個零都變成一張小小的有人性的儘管並非總是漂亮的臉。
偉大的巴拉亭斯基談到他的繆斯，將她的特徵歸結為擁有一張“超凡脫俗的面
孔”。
正是在取得這“超凡脫俗的面孔”上，顯示了人的存在意義，因為我們正如這
張面孔一樣，在遺傳上願意並且能夠超凡脫俗。一個人，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其
首要任務就在於把握自己的人生，不受外來的強制或規範，不管其外表可能有多么
高貴。
因為我們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生，我們完全明白它將如何終結。把這個機會浪費
在他人外表、他人經驗上，浪費在同義反覆上，那將是令人遺憾的；而更令人遺憾
的還在於，歷史必然的預言家說服一個人，使他可能願意贊同這種同義反覆，但既
不會隨他去墳墓，也不會向他致謝意。
語言，大概也可以說文學，比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都更古老、更必然、更持久
。通常由文學對國家表達的厭惡、嘲諷或冷淡，本質上是永久抗拒暫時，更確切地
說，是無窮抗拒有限的一種反應。至少可以這么說，只要國家允許自己干預文學事
務，文學就有權干預國家事務。一個政治制度，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正如一般的任
何制度，在定義上就是一種具有過去意味的形式，但指望將自己強加於現在（往往
還有將來）。
一個以語言為職業的人，對此最無法忘卻。作家的真實險境，主要並不在於國
家進行迫害的可能性（往往是確定性），而更在於發現自己被國家特色所催眠的可
能性，這些特色無論是野蠻或正在改善的，總是暫時的。
國家的哲學，它的倫理，更不必說它的美學，總是“昨天”。語言和文學，總
是“今天”，而且往往構成“明天”，尤其是在以政治制度為正統的情況下。文學
的價值之一，正在於它幫助個人，使其存在的時代更特殊，使其區別於前人和同輩
，避免同義反覆——那被尊稱為“歷史犧牲”的命運。藝術尤其文學不同尋常之處
、文藝區別於生活之處，正在於厭惡重複。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將同樣的笑話講
三次，而且三次都引人發笑可成為聚會的活力，然而，在藝術上，這種作法稱之為
陳詞濫調。
藝術是一種無后座力的武器，其發展並非取決於藝術家的個性，而取決於物質
自身的運動和邏輯，取決於每次要求（或建議）一種新穎美學解答方式的以往結局
。藝術具有自己的譜系、運動、邏輯和未來，與歷史並非同義，而至多平行；藝術
存在的方式，在於其美學真實的不斷創新。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往往發現，藝術“領
先於進步”，領先於歷史；如果我們不再一次在馬克思的基礎上改善的話，那么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