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乃倫理之母——布羅斯基演講稿

法籍中國流亡作家高行健獲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後,人們出於中、俄兩國

社會制度相似,傾向於將他與俄國作家相類比。有俄國報紙以“中國的索忍尼辛

獲獎”為標題,有西方報紙將高喻為“中國的帕斯捷爾納克”,但也有中國人認為

高不夠格與蘇俄得主相提並論。

據筆者的初步考查,高行健與索、帕等前四位蘇俄得主相比,除了個人經歷和

創作環境有些“形似”之外,從文學創作傾向到價值觀念的確並無多少“神似”,

但他與布羅斯基倒頗有些形神相似之處。

在創作傾向上,前四位得主都不同程度地繼承了托爾斯泰,繼承了以他為代表

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在價值觀念上,他們都是傳統的愛國主義者,將俄羅斯

(或前蘇聯)國家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文學及個人價值相對次要。

蕭洛霍夫(1905——1984)作為“愛國者”走得最遠,一生都為前蘇

聯統治當局效勞,擔任過全蘇作家協會主席和蘇共中央委員,是前蘇聯官方文學的

主要代表人物;其作品獲得過史達林文學獎,1965年又獲諾貝爾文學獎,是唯

一能左右逢源的蘇俄得主。

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則是“第二種忠誠”的典型,一生極

力靠攏前蘇聯官方文學但始終難入其門;早年寫了不少為新生紅色政權歌功頌德的

作品,卻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緒流露,一直擺脫不了受批判的命運;晚年受

托爾斯泰“揭露惡但不反抗惡”的思想影響頗深,文字上開蘇聯“暴露文學”之先

河,生活中卻對當局逆來順受;1958年獲諾獎時先高興致謝,後屈從於當局的

壓力表示“自願”拒絕,但仍遭到舉國一致的口誅筆伐,兩年後鬱鬱而終。

索忍尼辛(1918——)曾是異議作家的典範,在史達林時期就因批評文

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魯雪夫時期“解凍文學”的主將;1970年獲諾獎,因擔

心當局拒絕他回國,而未敢出國領獎;1973年在國外出版揭露勞改營生活的《

古拉格群島》,1974年因此遭逮捕,隨後被押解出境並剝奪蘇聯國籍;流亡美

國近20年,一直以俄羅斯愛國者自居,既批蘇聯極權也批西方民主社會;198

9年重獲蘇聯國籍,1994年回國後更以大俄羅斯主義為榮,近年來還公開支持

俄羅斯當局在車臣的戰爭鎮壓政策。

蒲寧(1870——1953)是第一位俄語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蘇俄

得主,1920年因厭惡俄共當局而移民國外,定居法國,但仍留戀具有貴族文化

傳統的舊俄國;1933年獲獎時仍未加入法籍,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無國籍

得主;在國外居住30多年間的作品仍是有關俄國的題材,二戰後對蘇聯史達林當

局的態度甚至有所緩和。

布羅斯基和高行健顯然都不認同以上幾位前輩的愛國價值觀,分別在流亡五年

和十年後就加入居住國國籍,都願意用雙語寫作,熱愛祖國文化但不刻意表現“愛

國”。

兩人恰好都是1940年出生,前者之所以能早13年獲獎,除了他本人的天

分以外,恐怕最主要還是兩人創作環境變化的“時間差”所致。1953年史達林

死時,布羅斯基才13歲;而毛澤東在23年後才追隨而去,高已36歲了。布羅

斯基18歲發表詩作時,前蘇聯已“解凍”;而高38歲發表處女作時,中國才開

始“思想解放”。布羅斯基詩作的“形上學傾向”令當局反感,24歲被加以“

社會寄生蟲”的罪名,遭判流放勞改5年(實際服刑一年半),32歲時終被驅逐

出境;高早期作品(主要是劇作)的“現代主義傾向”也令當局不滿,在“清除精

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相繼遭批被禁,47歲出國自我放逐。

布羅斯基正巧在高去國的當年獲諾獎,是文學獎得主中第三年輕者(最年輕為44

歲的法國作家加繆,其次是46歲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但從他開始發表文學創

作算起則用了29年,從他流亡後可以自由創作起也有15年;高行健今年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