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講到演奏者的角色，對於一個人來說要自然的多，因為一部小說或一首詩，是
一個作者和一個讀者彼此孤獨的產物。
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上，在現代人類的歷史上，書籍是人類學的發展，本質上類
似於車輪的發明。一本書產生出來，是為了向我們提供某種觀念，較少涉及我們的
本原，而更多涉及人類力所能及的一切，它構成一種運輸方式，以翻動書頁的速度
通過經驗的空間。這個運動，像每個運動一樣，成為從公分母中逃亡，從企圖提升
以前從未高於腰部的分母線的嘗試中逃亡，逃向我們的心，逃向我們的意識，逃向
我們的想像。這種逃亡，是向超凡脫俗的面孔逃亡，向分子逃亡，向自主性逃亡，
向私人性逃亡。無論我們是按誰的相貌塑造的，我們已有五十億人，而對於一個人
而言，除了藝術所勾畫的未來，我們沒有別的未來。否則，前途即過去——政治的
過去，那首先是所有大眾警察的樂趣。
在任何情況下，就一般而言的藝術，尤其文學，作為少數人的財產或特權的社
會狀態，在我看來是不健康並且危險的。我並非在呼籲以圖書館代替國家，儘管這
種想法不時走訪我；不過，我毫無疑問的想法是，如果我們選擇領導人，是根據他
們的閱讀經歷，而非政治計畫，地球上的悲哀就會少得多。在我看來，我們命運的
潛在主人應該被問到的問題，首先不是關於他如何構想其外交政策的過程，而是關
於他對司湯達、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態度。如果只因文學的缺欠確實使人異
樣反常，那么文學就變成一種可靠的解毒劑，以對付無論是熟悉的還是有待發明的
任何企圖——一攬子解決人的生存問題。至少作為一種道德保險形式，文學比信仰
體系或哲學教義要可靠得多。
既然沒有法律能夠保護我們不受自己的傷害，因此也沒有刑法能防止對文學的
真正犯罪；儘管我們能譴責對文學的物質壓迫——迫害作家、審查行動、焚書，但
是當它達到最糟的破壞——不讀書時，我們是無能為力的。對於這個罪過，一個人
得付出一生的代價，一個民族得付出其歷史的代價。在我生活的國度里，我本來最
願意相信，在一個人的物質優越及其文學無知之間，存在一系列依賴關係。但是，
我出生和成長的國家的歷史，使我沒有這么輕信。這是因為，根據一個最小的因果
關係或粗糙的公式，俄羅斯的悲劇恰恰是社會悲劇，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文學變成
了少數人的特權，即著名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特權。
我不希望詳談這個話題，我不希望使今天晚上那么暗淡，去回想千百萬人的生
命被其他數百萬人毀滅。二十世紀前半葉在俄國所發生的一切，在引進自動武器之
前，是在一種政治學說勝利的名義下，實現那個學說需要人犧牲的事實，早已證明
了它的不正常。我只是要說，不是從經驗上，只是從理論上說，一個讀過許多狄更
斯作品的人，以某種理念的名義槍斃他的同類，比起沒有讀過狄更斯的人，問題要
大得多。
我正在談的是關於閱讀狄更斯、斯特恩、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
巴爾扎克、麥爾維爾、普魯斯特、穆齊爾等，即關於文學，而非文化教育。一個受
過教育的文人，在讀了這種那種政治論文或小冊子以後，當然有足夠的能力去殺害
他的同類，而且會充滿堅信的狂喜去做。列寧是文人，史達林是文人，希特勒也是
文人，至於毛澤東，他甚至還寫詩。然而，這些人的共同點在於，他們的打擊名單
比書單長。
……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８日在瑞典文學院的演講）
譯後記：極權下逃生的諾獎得主
張 裕
１９８７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斯基（１９４０——１９９６）是
美籍俄國流亡作家，創作以詩為主，其次是散文、政論、演說，此外還有劇本傳世
。他是在俄國（前蘇聯）出生、主要用俄語寫作的最近一位文學獎得主，其得獎所
引起的爭議比其四位前輩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