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師，尊敬的同學們：
這裡，是一個令人敬畏的講壇。
首先，就高峰論壇而言，我身高不過1.6米，沒有海拔可以長篇闊論；
其二，我雖然是xx市文化與經濟促進會的會長，能夠把xx市著名的教授、專家、學者和xx市的富商巨賈們揉合在一起，但我本人不是企業家，屬於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的無產階級。也不是學識淵薄、德高望重、可以指點江山的專家學者。我就是一個靠寫報告文學，勉強維繫家庭的偽文人。
但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你就得哪怕擠出笑容來，也要努力地活著！因為這個時代不允許半點自卑，這個時代不允許說‘我不行’！
但無論如何，請同學們破例讓我自卑一把，通過這個自卑，讓我盡情地發泄我對你們的羨慕嫉妒恨，通過這個自卑，可以足顯我對你們由衷的敬重！
大概三年前吧，也是這個地方，中國小小說創作基地在這裡掛牌。我們一幫作家在惠州學院飯堂用餐的時候，東莞橋頭作家協會的主席、因為姓喬，我們都叫他喬老爺，他很羞澀也很激動地低聲對我說：“華生兄，我終於嘗到大學生飯菜的滋味了。”
我知道喬老爺文學功底了得，還知道他祖上成份很高，不是地主資本家這類剝削階級，就是右派xx分子之類。他是因為政審不合格失去上大學資格的。
我很痛情他，同時也可憐自己。我壓低聲音附在他的耳邊，很淒楚地道了聲：“我也是。”說罷，我和喬老爺相對一視，彼此都看到了對方晶瑩的眼淚。
我曾經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但上國小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與此相應的是少先隊變成了紅小兵，我在讀五年級時，成為了學校紅小兵團的團長，還管著六年級的大哥大姐。也是這一年，全國實行教育改革，即國小從六年改成五年，中學也從六年改為四年（初、高中各二年。）到1975年元月高中畢業，我實際上唯讀了九年書。
1975年元月，暮冬的黃昏不像夏季和秋季，夜幕從天空罩下來的時候說來就來了。我的手裡卷著最後一張“五好學生”獎狀，和同學們一起默默地走出了學校的大門，從此結束了金色的學生年代。
我沒有上大學的奢望，因為那個時代根本沒有大學可上。我們面臨著國家既定的所謂的“四個面向”（即面向部隊、面向工廠、面向農村、面向邊疆。），而實際上我們只能面向農村上山下鄉。
我其實是幸運的，因為毛澤東主席的暮年特別關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當時有一種說法叫“知青是毛主席的么兒子”，再加上我或許比其它知青更優秀，在共和國組建農村電影放映隊的時候，我陰差陽錯地成為了xx省唯一的知青放映員。所謂“福兮禍所伏”，災難從我得意的那天開始，就已經向我慢慢走來。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檔案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
我是從公社的高音喇叭里聽到這個訊息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加急電報:“母親病危，速歸！”
我風急火燎地趕到家裡時，母親正在家裡燒飯。
我的心裡一楞，面對著紅光滿面的母親，心中的疑問不敢說出來。母親問我是不是公社派來出差順路回家的，我支支吾吾地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
到了晚上，我的朋友杜平出現在我的面前。杜平是我的同校學友，我們都是學校的文科尖子。他比我高一屆，也比我早一年下放農村，兩個人都是石門縣知青辦心中有數的知青人才。杜平問我知不知道恢復高考了？
我楞了楞，反問道：“是你搗的鬼？”
“不這樣的話，你回得來？”杜平接著說：“晚上，我們一起去學校找老師。”
我和杜平晚上回到了母校，在恩師那裡抱回一大堆的高考複習資料和教材。兩個人約定: 一起報考湘潭大學(理由是xx大學的校長是楊xx，那裡是批林批孔的前沿陣地)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帶著這些資料和夢想回到了公社。
公社教辦的領導把我報考的事情向公社書記作了匯報，在他們的心裡，我一直是很優秀的，一旦報考，必被錄取。教辦的同志考慮到我是放映員，走了的話，公社電影隊勢必要癱瘓一段時間。他們向公社書記匯報的目的，就是要公社黨委早作安排。
公社黨委辦公室主任通知我，說公記書記要找我談話。
書記開門見山地問我:“你想參加高考？”
我說是。
書記又說:“你走了電影隊咋辦？貧下中農咋辦？”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垂頭喪氣地從書記辦公室走了出來。在經過公社中學的時候，教辦的負責人把兩張黑白照片退給了我，說公社黨委不同意給我辦准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