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萬念俱灰，想到了死。
在知青點的後山崖上，我望著懸崖，感到自己的前途就像一片黑茫茫的迷濛，自己的未來就像這崖底一般猙獰恐怖。記得老師曾對我說過：華生，我們真想親手把你送到北京大學，以你的才氣足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可惜不逢時呀，若是以後出現機遇，你可得好好把握。
我好想哭。我把老師給我的複習資料鎖進那個印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腳箱裡。老師的話語猶在耳邊，老師說的機遇就在眼前，我卻沒有絲毫的能力去抓住並且把握它。
我把我的大學夢，從此拋向深淵裡，我發誓今生今世不再參加任何考試。
後來，我的朋友杜平如願地考上了湘潭大學（和現在鳳凰衛視的著名主持人王魯湘一個班），本科畢業後，師從中國著名‘七月派’詩人彭燕郊讀研究生。接著便是留校，成為文革後的第一代副教授。改革開放初期，他擔任湖南省公共關係協會副會長。不久，倒在講台上、英年早逝……
這就是我給大家講的第一個夢，他的顏色是紅色的。
紅色的夢，是嘎然而止的夢。這裡的紅，與政治並沒有絲毫的關係。但它足可以讓你面對眼前的道路望而卻步，甚至越不得雷池半步！
杜平兄實現了曾經的夢想，老天卻給了他人生的句號；老天把不屬於我的藏起來，卻給了我繼續在夢想中歷經磨難的未來和空間。
大學夢在紅色的警告中定格，我如同一個喪失視力的摸象者一樣，精明的聽力讓我判斷出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我的耳畔再次迴響著老師曾經對我說的那句話：“華生，以你的才氣足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作家。”於是，我想到了巴金，想到了高爾基，甚至想到了華羅庚……
他們因為種種的緣故，都沒有吃過大學生食堂的飯菜，卻都成為了享譽世界的文學家抑或數學家。
杜平兄在湘潭大學給我寄來一大摞重新出版的名著：托爾斯泰的《復活》、雨果的《悲慘世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小仲馬的《茶花女》等等，另外在一封信中附了他寫給我的一首短詩：
“且莫要
對任何人
抱絲毫的幻想；
收起來
把最後一滴眼淚
當成
玩笑一場
……”
我含著眼淚、但的確很不服氣地給杜平兄回了一首短詩：
“久臥病床睡春秋，
嘔心瀝血欲何求？
莫道我在宮庭外，
深水鮫龍吞綠舟！”
不管怎樣，我忽然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每一座高峰都是自己攀登上去的，沒有人會把你抱上來。
我再次重溫起了兒時的作家夢，但是未來的我，卻只能像高爾基那樣在寂寞的海邊，聽著海浪的悲嗆，躲在一隻殘破的小舢板下，孤獨地哭訴著我的《童年》。
嚴格地說，我的作家夢其實萌芽得更早些。它的原動力是因為一個女孩，一個我愛得死去活來，直到她死去也沒有聽到‘我愛你’、我的自以為是的初戀。
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所謂的初戀，應該說是上個世紀中後期，學生年代少男少女懵懂中的那種“比友情多，比愛情少”的情愫。
我是一個早熟的男兒，我的注意力總是集焦在長得漂亮或與眾不同的女同學身上。這或許是上蒼賜予我的最原始的文學衝動。所謂 ‘不才不色，不色不才’或許就是如此。
12歲那年，我在一個夏夜經歷了一件似夢非夢的怪事。
和所有江南人的習俗一樣，吃罷晚飯我便和左鄰右舍一樣，在屋子外面乘涼。到午夜的時候，便把竹床搬到了堂屋裡頭，我的頭朝著洞開的大門，腳直指堂屋裡的柴火灶灶口。在迷迷糊糊就要入睡的時候，仿仿佛佛中老是覺得有個人在腳前的灶門口立著，我微微睜開迷糊的雙眼，只見一個身著白底上印著黑線方格子的女孩，頭上扎一根辮子，在灶口處向我看著。我不以為然地把它當作幻覺，本能地伸出右腳蹬了過去，然後依舊閉上眼睛地去睡。可是怎么也睡不著，腦海里揮之不去的全是那女孩的模樣。我本能地睜開眼睛，只見女孩已然從灶口游離到了自己的腳前。我害怕地拚命用雙腿蹬去，女孩忽地消失了。這時，我已經恐怖到了極點，卻仍舊懷疑到底是不是幻覺，我有意識地把眼睛閉上然後迅速睜開，女孩已然立在了我的胸前。我歇斯底里地揚起雙手揮將過去，然後逃也似地沖向裡屋，鑽到母親的床上，驚恐萬分地緊緊摟住母親……
第二天，我在xx市一中辦完入學註冊手續，然後從胸前掏出一份體溫尚存的決心書，恭恭敬敬地交給班主任老師。老師疑惑地望著我，問道：
“決心書的文章和字是你自己寫的？”
我有點怯意卻又很自豪地點了點頭。
老師喜形於色地對我說：
“那好！入學的第一期黑板報就交給你了！”
我從老師的手裡接過一大疊決心書，一篇熱情洋溢的決心書的標題赫然映入我的眼帘：“把青春和鮮血融入那燦爛的朝霞”。我被作者的才氣驚呆了！心裡暗暗地想:這是一個剛剛進入國中一年級學生的才氣和胸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