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迫不及待地察看署名--范春明。
我把這篇文章被刊登在第一期黑板報上，窮盡粉筆中的所有顏色，將其名字濃墨重彩。
這時，有同學對我說：是的，這是個真的很漂亮的同學！
我對此並不以為然。
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見到春明時，竟是個女生！她身著白底上印著黑線方格子的襯衫，頭上甩擺著烏黑閃亮的長辮子，單鳳眼，眸子裡秋光閃爍，很迷人也很寒人。
我禁不住地打了一個冷顫，冷顫中有一種從未謀面卻又似曾相識的感覺。
再後來，我們便有了許多哭笑不得的故事。
有一天，我和一個同學在家裡偷偷地抽著父親自己卷的煙，被另外一個同學發現並向老師舉告發。於是，便有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幫教會。由全班同學幫教身為連長兼排長的我，幫教會的情景可想而知：沒有人敢膽大包天地上台批判我。就在我暗自得意的時候，春明搖擺著兩條長辮走上台來，咬牙切齒地批判我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革命幹部隊伍中的敗類。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居然對春明產生了強烈的好感。是她的大膽？還是那咬牙切齒的“掛羊頭賣狗肉”的闊論？我說不清楚，也搞不明白。現在我總算明白了：男人是很濺的，他中意的女人如果不理睬他，那么他會很失落；倘若他被自己喜歡的女人罵上一句‘小樣’，他會骨頭酥酥地獲得一種幸福的快感。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面臨著高中畢業。我開始籌劃組建“新青年”上山下鄉戰鬥隊，我把幾個男同學拖到了戰鬥隊行業，還準備邀請幾個感覺不錯的班幹部女生加入。
離高中畢業的時刻越來越近，我的“新青年”上山下鄉戰鬥隊還是沒有組建起來，除了幾個死黨外，沒有其它男同學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更別說那些嬌生慣養的女同學了。
我顧不上臉面，下著狠心帶了幾個死黨，到一個一個平素從不講話的班幹部女生家中家訪，給她們做思想動員工作，希望她們能夠加入“新青年”上山下鄉戰鬥隊，大家一起攜手並肩開創農村新天地。
我們先後走訪了團支書和文娛委員，她們的家長個個都投給我們驚訝和不信認的眼光。任憑我們伶牙俐齒，結果沒有一個女生接受我們的邀請。
可憐兮兮加上狼狽不堪的我們，最後決定到春明的家裡去。
當春明打開房門的時候，她竟然“啊”了一聲。
他沒有想到我會這么大張旗鼓地到她的家裡來。
春明的家很小，不足十平方米。一字型的擺著兩張床，然後就是一張兩屜書桌，靠書桌的正牆上是兩個鑲有許多照片的像框，我和其它同學就擠擠攘攘地坐在幾乎沒有了空間的房間裡。
她的爸媽不在家，比她小十歲的弟弟正在家裡做作業。春明給我們泡上茶，然後起身向屋外走去，我們心裡明白：她是出去給我們買點心去的。
大夥閒得無聊，海闊天空的胡扯著。
有個死黨瞟了瞟正在做作業的春明的弟弟，然後很無聊很不懷好意地指著我對春明的弟弟說：
“知道么？這是你姐夫哥李華生。”
“扯謊！”弟弟一本正經、很認真地說：“他們都說李華生又矮又黑的。”
隨之，大家發出一陣很無聊很滿足的哄堂大笑。
言歸正傳，我們開始對春明輪番遊說，一個個把“新青年” 上山下鄉戰鬥隊說得天花亂墜，把未來描繪得海闊天空。直到口乾舌燥，她就是一聲不吭。
最後，春明對我扔下一句話：“我是不會和你下到一起的！”
1975年3月17日，那是一個特別悲壯的場面，萬人歡送會場上人山人海，歡呼聲和悲嚎聲響成一片，我就要登上上山下鄉的解放牌大卡車。
在前來送行的親人和朋友的簇擁下，我看見了淚眼婆娑、遠遠地站在一邊默默注視著我的范春明。
我撥開簇擁的人群向秋走去，她默默無語地把一枝“永久牌”鋼筆插進了我的中山裝的上方口袋，又將一個精美的塑膠日記本放到我的中山裝的下方口袋，然後憋著難以表答的千言萬語，仍舊默默地凝視著我，我看見眼淚花兒在春明的眼眶裡撲閃撲閃著，我掏出手絹想要替她把淚珠擦乾，她一把拿過我的手絹自己擦拭著。悠悠地與我對視了許久，然後把手絹揣進了自己的褲兜里。
我知道她的眼神里充滿著無窮的深情和萬千的期待。我從軍用黃挎包里取出一疊足有十七頁文稿紙的詩歌，告訴她：這是你喜歡的高爾基的《少女與死神》，我抄了七天七夜，在走之前送給你。
接著，我頭也不回的大踏步地登上了送我遠行的上山下鄉專車。
二個多月後，我在異地他鄉收到了從另一個異地他鄉寄來的信。
“華生同學：
你好！
見字如面。
我們回響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都已奔赴到我們各自的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都沒有違背高中畢業時的諾言，慚愧的是我沒有接受你和宜君、彥怡、立棟的相邀，組建獨立的知青小組奔赴祖國更需要的最艱苦的地方去，我也沒有和你同時登上上山下鄉的卡車一起奔赴農村。我後來打聽到了，如果我3月17號和你一起走的話，我會下放到和你一個公社的四斗大隊，因為我們玻璃廠的子女都下到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