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紅兵
中國入世法律檔案全部通過後，WTO總幹事穆爾說：“擁有了中國之後，WTO終於可以稱為完整意義上的世界貿易組織了。”為了這樣一個結果,我們的談判人員經歷了十數年無數個日日夜夜的辛苦。
自稱“談判退伍老兵”的王磊在給記者發來的信中說：“作為從1986年一開始就直接參加談判10年的談判老兵，我想告訴大家，為談判十幾年辛苦工作的具體工作人員（我的前同事們）的犧牲、酸甜苦辣，他們是鮮為人知的無私奉獻者，他們是真正的專家，對上千頁的加入WTO的檔案每字每個標點，都傾注了十幾年的心血。
自1986年北大研究生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王磊就分到了外經貿部的國際聯絡司。當年7月10日中國剛剛遞交了復關申請，而他報到的日子是8月6日。這樣就直接進入了當時剛剛成立的關貿總協定處，當時關貿處只有七八個人，第一任處長是吳家煌。 “我們那個老處長還在，是個國際談判經驗豐富的專家，非常讓人尊敬，剛剛退下來。十五年這么長，人一生能有幾個十五年？我在部里做了10年，經歷了四任談判代表，沈覺人，佟志廣，谷永江還有今天的龍永圖。”王磊說這話時一臉的滄桑。
1988年我被派往日內瓦使團常駐，就復關和烏拉圭回合談判，在日內瓦直接與關貿秘書處和各成員方工作。從1991年起，我們談判代表團一方面澄清我國經濟制度的變化，一方面和歐盟談如何解決台灣申請加入關貿問題。當時第二任談判代表佟副部長受命於危難之時，帶領大家開始了“破冰式”的談判。我作為使團代表的助手，從1992年1月份到8月份，在中國、美國、歐盟三方很小的一個範圍內，一字一句地談台灣加入關貿總協定的條件，談的很簡單，總共五段話。
但就是這幾句話卻一卡能卡好幾個月，談不下去。這五段話談了8個月。
1992年8月份台灣問題談妥之後，9月份台灣工作組成立。這之後中國工作組真正加速了工作。
在這一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改革的目標明確，復關始為國內所了解和關注。當時社會上有三大熱：炒股、申奧、復關。
1994年底是我參與談判10年中最忙的時候，壓力也很大。我箱子就放在辦公室，從不打開，一有事提起來就走。那個時候出差到歐美國家首都沒有一個半天可以到城市的其它地方去透一口氣。1994年下半年在日內瓦那兒待了五六十天，國內不同部門的人員隨著議題的不同，不斷地走馬燈似的換。
大家只有一個目標——爭取成為在1995年成立的WTO的創始成員。我在談判代表龍永圖部長身邊，親歷了這場最為艱苦的談判。
在最後的正式會議之前的幾次非正式會議，都談至深夜，談判氣氛幾度緊張，充滿了火藥味。主席吉拉德不得不經常提出大家“休息片刻”，以緩和氣氛。按照慣例如果在非正式會議上通過之後，正式會議就只是一個走過場，中國成為WTO創始會員國將成為可能。
但當時美國確實沒有意願要讓中國進去，致使談判受阻。最後一次非正式會議大家扯皮來扯皮去，開到晚上11、12點也沒有結果，一個個都很疲倦。龍部長與歐美代表唇槍舌劍，幾度談判氣氛不斷升溫，衝突一觸即發。這時主席吉拉德趕緊提議大家“休息片刻”。
在這種最緊張的時候作為緩兵之計就是休息一下，休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真的要休息，主席也很聰明的，就是為了緩和一下氣氛。
美國代表說：“主席，我們這個問題還沒得到滿意的答覆。”也就是說你這個問題通不過。就在那兒耗著，大家的情緒非常失落。這種劍拔駑張的時候，談判談到最後時雙方都忘記了是代表國家在談，個人都進入了角色忘掉了自己的身份，都在說按照這個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你怎么可以這樣呢？
到1996我參加中國復關入世談判整好10年。這十年我參加了20次工作組的會議，非正式談判上百場，正式會議將近40次。
在1996年夏天出於個人的原因我辭職去布魯塞爾做了律師。做這個決定我用了一年的時間，感覺很遺憾還沒有談成就離開了。但因為我的愛人在歐洲學習工作，兩地分居造成了許多不便。當然由於長期談判給許多人的生活帶來影響的並不是只有我一個，在1994年談判最緊張的時候，我們一個同事的愛人生孩子，而我們這個同事根本沒時間回國；多多少少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犧牲。
我雖然離開了談判組，但我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入世進程。
1999年11月中美簽署協定後，憑著長期談判的經驗，我感到中國加入WTO為期不遠，我在布魯塞爾給我的同事發去了一份傳真——“向你們表示祝賀和我的敬意！”
摘自《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