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十年前中國經濟時報招聘第一批記者的模擬新聞發布會上第一次見到陳東升的，那是在1994年的八九月份，那時的陳東升是中國嘉德拍賣公司的掌門人，三十出頭，意氣風發，在幾十位記者面前沉穩老練，談笑自如。十年後再見面，陳東升風采依然，歲月打在他身上的烙印是更多的成熟、自信，卻又不失活力與青春。
這種感覺使我把材料中的陳東升印象終於整合起來了。採訪前我在網上查到了上千條與陳東升有關的報導，除了他的一句名言佳句“創新就是率先模仿”這個題目相對集中外，其他的報導面相當地寬泛，使我很難做出一個判斷：這樣一個成功人士到底會是怎樣一個人？
陳東升是個乾什麼就能成什麼的人吧。看他的履歷，我最先得出的就是這個結論。在把握時代賦予人同樣的機遇過程中，他總能幹出一番事業。比如：辦雜誌，他首創中國500家最大企業評價，在企業界影響深遠；辦企業，他在1993年創辦了全國第一家股份制拍賣行、如今已是拍賣行的老大——中國嘉德，之後他又創辦了泰康人壽，成為《保險法》頒布後誕生的第一批專業壽險公司，並且這家公司連續三年保持三位數增長，創下多項第一。如今，每天他在中國最黃金地段的長安街邊自己公司的辦公樓里上班，他是16萬員工的老闆，擁有360億元資產，所創建的泰康人壽成為中國最值得信賴的五大壽險公司之一，而他本人屢屢被評為“最具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和“最具價值的經理人”、“新經濟年度人物”。
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他為什麼能夠在過去10年這箇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里始終把握時代脈搏，屹立潮頭呢？這個縈繞我心頭許久的疑問就成為採訪的核心問題。
“人需要有非常精準的方向感。”他說。無論乾什麼事情，眼光是最重要的，要看到事物發展的方向。品格、志向、知識的積累最後形成個人的判斷力。很多人的不成功是因為他沒有這種方向感，雖然他也很投入，但是最開始的方向就是錯的。
陳東升具有很精準的方向感，他敢於放棄已經獲得的成功，把成為行業龍頭的嘉德拍賣交給別人打理，從頭開始做“在世界500強里有很多的”保險公司。今天回想起籌備泰康時的種種艱辛“心裡仍是酸酸的”，但是，與泰康今天的成功和可以預見的光明前景來說，過去的艱辛不過是種調味品罷了。
陳東升是個擅於學習而且會學習的人。他的“創新就是率先模仿”的理論被媒體廣泛傳播。這個理論是說，在現階段中國與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的情況下，與其標榜創新不如“老老實實地照葫蘆畫瓢，找最好的葫蘆畫瓢。”模仿是為了超越，是為了有一天把這個葫蘆打破——爭取在學習中找到超越的機會，這是一個企業後發優勢理論，像經濟學裡的其他理論一樣可以在實踐中得到驗證。在嘉德拍賣和泰康人壽這兩個陳東升所創辦的企業里，人們都能看到這種理論指導的痕跡，而且是成功的驗證。
陳東升是個果斷的行動者。採訪中他告訴我，他的人生最大的格言，就是把毛主席說知識分子的一句話“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改成“大事要敢想，小事要一點點做”。有想法的人很多，但真正能付之行動的有幾個？成功的自然就少之又少。在泰康，小到公司電梯間裡的一個告示牌也是學習了國際上最好的公司方式，這也算是陳氏理論的又一次實踐。
陳東升還應該說是一個學者。武漢大學四年經濟學專業的學習和多年外貿部研究所的研究生涯，不僅使他曾把教授作為人生目標，也使他具有了學者的思維能力和學者看問題的深度。在聽他對社會、文化進行分析的時候，我甚至懷疑他學過社會學。在讀到他對保險的理念——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產階級的崛起將給保險業帶來巨大商機，保險將成為21世紀人們消費的新三大件之一，保險將會是新的生活方式……這些觀念無不透露出一個學者的素養。
所有這些判斷都是我的粗淺印象，在採訪中陳東升強調他的人生是做事業的人生而不僅僅是做生意。作為一個企業家，他認為：必須要擺好做事業與做生意的區別，要有不僅是賺錢而是做事業的態度。他說，做事業就是要把一個企業做好，解決社會的就業問題，成為品牌，對社會有貢獻，只有實現了社會的價值才能最終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陳東升身上的這些素質也許不僅對一個搞企業的人有用，對其他行業的人也不無參考價值。但是，即便你掌握了所有這些成功的訣竅，你也無法複製出另一個陳東升來。
要承認歷史。
要深入了解一個像陳東升這樣的人來講，一兩次見面，兩三個小時的採訪，四五個星期的調查是遠遠不夠的，一萬多字的篇幅是無法概括全的，而且我的這種印象可能會有所偏差，因此，讓我們來品味陳東升的原話吧。
■對話
做事業不做生意
人的方向感要很精準
中國經濟時報：在把握時代賦予大家同樣的機遇過程中，您總能幹出一番事業。而這些事業又恰恰最符合這個時代的趨勢。您認為一個成功者需要具備的那些個人素質與時代需求的關係是怎樣的？或者說一個人應該如何做才能成為時代的領跑者？
陳東升]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很簡單，用我們現在的一句話：“與時俱進”（笑）。
中國經濟時報：說起來簡單，但成功者很少，我們想知道，為什麼您能成功而其他人沒有？
陳東升：我做企業有一個心得：要敢想，會做。我認為眼光最重要，要看到事物發展的方向。
中國經濟時報：你是怎樣有這個眼光的？
陳東升：這與個人的分析判斷能力有關，與你的知識有關。遠見不是天生的，是後天積累的。它太複雜了，與你的品格、志向、知識的積累等最後形成你的判斷力都關係密切。再說得透一點，就是人的方向感要很精準。認準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很多人是沒有這種方向感的，你看他很投入的事情，其實他並沒有認準。我的同學圈裡都知道我的幾句有名的話：東升說過，美國今天火的，就是明天中國火的。因為我搞世界500強研究時發現，世界500強企業里有很多保險公司。
中國經濟時報：所以你搞了泰康。
陳東升：對呀，判斷要有參照物。
中國經濟時報：判斷來自於——
陳東升：這個判斷來自於你的知識。我有幾個判斷，一個是美國今天火的，一定是明天中國要火的；第二個很重要的判斷是堅持專業化的道路。不能說這賺錢就幹這個，那賺錢就乾那個。像狗熊掰捧子。過去市場信息不發達的時候還有一些機會，但是當市場進入完全開放、信息對等的時期，就需要走專業化的道路。
中國經濟時報：但是我也聽到有人說，你選擇的行業都是有門檻的，所以只要進入就容易成功。
陳東升：應該說，我是抓住了時代發展機遇的人，當然多年的研究工作使我對事物的把握有更高的位勢，對如何來看待經濟的發展和時代的機遇有更準確的把握，1992年頒布的《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也給了我創業的機會。
做一個有事業的人
中國經濟時報：有了遠見，有了專業化就夠了嗎？
陳東升：不夠，還要有“你不是來賺錢的，是來做事業的”這樣的思想。只有做事業的人才能有做百年老店的想法。做企業就是要做事業，而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與做事業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中國經濟時報：這話怎么理解？
陳東升：在我還沒有創辦企業的時候，大概在1992、1993年，我看到過一個在深圳的同學，做股票，有2000多萬的身價，相當於今天的2－3個億吧，但他身邊只有七八個人，我覺得，他雖然有錢，但他沒有事業，他對社會沒有貢獻、沒有影響。當時我還認識一個民營企業家在深圳辦工廠，他從湖北天門老家帶去了200多號人，浩浩蕩蕩，他的錢雖不如我的那個同學多，但他有企業，有四五百號人，他對社會的貢獻也更大。通過他們兩個我得出一個結論：有錢不等於有事業，有事業一定不會缺錢。這就是我經常講的富和貴的關係。富不一定貴，但貴一定是富的。所以我堅定要做事業，做事業就是要把一個企業做好，解決龐大的就業，成為一個品牌，對社會有貢獻，這樣才能體現個人的價值。
關於競爭法則： 模仿——後發優勢理論
中國經濟時報：我們知道您有一個至理名言佳句：“最好的創新就是率先模仿”。也有很多人模仿，為什麼他們失敗了或者說沒有您這么成功，為什麼？
陳東升：創新就是率先模仿這個理論，是我提出來的，有人說陳東升標新立異，錯的，這是一個時代濃縮的一個理論，是一個後進國家在向先進國家過渡時期企業後發優勢理論，是一個落後國家向先進國家過渡的必經階段。我們講，經濟有後發優勢理論，例如有雁形理論，出口替代理論，企業也一樣的，怎么來趕超，提升中國經濟，就是要找世界上最優秀的企業做標桿來進行模仿，儘快地讓中國的企業接近世界水平。
中國經濟時報：在您的人生記錄中，有很多創新，很多第一，既然有第一，就會有第二、第三，您仍然會免不了與他人競爭。您是如何處理與競爭者的關係的？或者說您遵循怎樣的競爭法則？
陳東升：關於競爭的法則，第一，還是模仿，為什麼說模仿就是最好的創新，我加了三個定語，第一，要善於模仿，就是說你是主動的。第二，要率先，就是說你必須是第一個模仿者；第三，還要找最好的模仿。合起來就是善於、率先找最好的模仿。這個概念就是中國企業趕超世界先進企業的一個企業後發優勢理論。
在一個行業里，一定要有自己的競爭對手，沒有競爭對手你是不能進步的。
人生設計： 回到時空成為一個點的地方
中國經濟時報：您對自己的人生有怎樣的設計？
陳東升：我一生最美妙的時光就是讀大學那四年，有些同學圍在我身邊，我們經常一起散步聊天，人稱逍遙學派。學孔老二，在武大當個教授，有七十二弟子，自己有一個皮划艇，在月光下蕩漾在東湖的湖心，談天說地，我覺得那是我人生最大的夢想。但是很難實現我的這一夢想了。
中國經濟時報：你現在的夢想是什麼？
陳東升：把泰康做成（思考）
中國經濟時報：百年老店？
陳東升：不是，把泰康做成一個以壽險為核心的、真正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金融服務集團，這就是我最大的夢想。
中國經濟時報：你覺得這個夢想能占你這一生中的多少時光？
陳東升：未來最起碼還要十年，目前泰康已有八年歷史，我過去講過，做企業三年決定生死，五年打下基礎，八年開始起飛，十年小有品牌，二十年成就大事業。這是企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二十年才能夠造就一個企業王國。十年不行，十年只是小有成就，有品牌，在起飛階段。
中國經濟時報：你現在覺得保險是你要終生從事的事業嗎？
陳東升：這不是由你來選擇。人就像一駕戰車，上了戰場，只許進，不許退。
中國經濟時報：假如你可以選擇呢？
陳東升：沒有選擇。
中國經濟時報：假如有這種可能呢？
陳東升：我現在年富力強，我選擇泰康，我老了的時候，會回到嘉德。那是一個可以放置精神的地方。5000年中國的文化都經你的手，今天要拍宋徽宗的一幅畫，你當然要研究宋徽宗；明天要拍八大山人的畫，你就要研究八大山人。宋徽宗是宋朝人，八大山人是清朝人，相隔600年，但你感覺兩人都在你旁邊，這時候時空成為一個點，這很有趣。要了解歷史上的藝術家，光看書是沒用的，只有當你看到他的畫，看到那些栩栩如生、精美絕倫的作品的時候，這個人仿佛仍然存在並且鮮活地站在你面前，你甚至感覺自己可以和他們對話，時空在嘉德是個點。沒有三維空間四維空間五維空間，沒有歷史和時間，時間和空間都被濃縮為一個點。
中國經濟時報：你更追求那種精神世界的享受？
陳東升：那是很陶冶人的，也是很挑戰的。當然在今天的位置上對社會的貢獻更大，你解決了16萬人的就業，對1000萬個家庭承擔責任，精神上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中國經濟時報：我想起你說的一個觀念轉變，職業排序從教授到政治家變成政治家到教授，你有沒有想過去從政？
陳東升：不是沒有，這是我人生的夢想。但人一生不可能做很多事情，也不能脫離中國的現實，所以把企業做好是根本的。但是關心政治、議論政治，這夢想。但人一生不可能做很多事情，也不能脫離中國的現實，所以把企業做好是根本的。但是關心政治、議論政治，這是我們的天性。這也是一種責任。
■自述 時代造就了92派
不同時代造就不同企業家
我覺得與時代發展相對應，企業家也有不同的類型。中國經濟改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隨著逐步開放市場，社會中出現了一股下海浪潮。在第一批“下海”的人中，有一些是通常被人所說的“出身不好”的，過去叫“地、富、反、壞”，有的是勞改釋放，有的是犯過錯誤，也有一些是無業游民，這些人由於生活所迫，處於社會的底層，決定了他們的冒險精神和做事的膽量。他們從南到北倒買倒賣，這些人里開始產生了第一批萬元戶。他們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最大的貢獻之一是搞活了流通，而且大部分人也是在流通領域賺到了錢；同時這些人致富後，樹立了成功者的樣本，也開始改變社會、人們的觀念。
80年代中期時，價格改革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樞紐，價格改革帶動中國經濟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出現了雙軌制，於是出現尋租現象，這個時期有一批高幹子弟或有豐富社會核心資源的人“下海”，造就了又一批富人。這批人有些有關係、有門路。因此可以說這批人是靠體制的轉型來獲得財富。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活躍的青年群體當中有一些人開始經商，我把他們叫“92派”。1992年體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這是中國企業發生真正變革的轉折點。這兩個檔案在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現在人們很少紀念它，但我記得它，因為我是最敏感的，是這兩個條例的受益者。當年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檔案後，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來尋找投資人來投資。嘉德、泰康，都是在這兩個暫行條例後成立的。對這兩個檔案我記憶深刻，當時天天把它們揣在懷裡，辦嘉德時，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結構，基本上是按那兩個檔案來起草的。所以，從1992年開始在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企業的創新。
我把1992年開始創業的企業家們分為南北兩派，南方派企業家大多以房地產起家，靠圈地運動，走綜合化、多元化的道路，基本上是什麼賺錢投資什麼。北方派的企業家更多的是尋找一個行業的空白點，迅速創造行業的先鋒企業，然後帶動行業的發展。有人說，北方派基本上是靠制度發展帶動一個好的企業和行業的發展。像今天田源的中國國際期貨公司是期貨業的領導者，我當年創立的中國嘉德拍賣公司是中國拍賣業的領導者。它們率先在行業里走專業化的道路，是這個行業的先驅。
在1997、1998年，西方的高科技革命浪潮、網路經濟的熱潮掀起了第四次經商浪潮，出現了人們常說的海歸派，海歸派對中國企業最大的貢獻是，他們把新的企業家價值和精神用一種制度來保證。有了“創始人”和“期權”這兩個重要的概念，張朝陽、丁磊成為乾乾淨淨、白手起家的財富英雄。他們沒有所謂的原罪。
社會上一直對企業家有一種“原罪”說，但事實並非都如此。從1992年企業制度規範條例出台後出現的企業家和海歸派應該不存在“原罪”二字，為什麼過去的很多企業家有原罪現在沒有了呢？這就是一個制度演變的過程，當年企業家的原罪是因為沒有相應的企業家的制度，沒有企業家價值的評估制度，到了第四代企業家的時候，有了創始人的概念，有了期權的概念，這就解決了企業家的價值問題，解決了如何承認企業家對企業的貢獻問題。
今天，不管是靠膽子的，靠老子的，靠腦子的，海歸派，都開始走規範化、專業化、國際化道路，如果不具備這三點，就無法取得長期的競爭優勢。尤其是要進入到一個新的領域，你不是這個行業的前五位，未來的生存就要受到嚴峻挑戰。規模也成了今天競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不和國際接軌，就無法打贏在家門口的這場國際化的競爭。
92派產生 思想轉變的社會、文化基礎
可以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鄧小平的好學生，江澤民的好戰士。我們成長在三個時代，青少年時代受革命的教育，激情、激進，大我的意識很強。為什麼說是鄧小平的好學生呢？我們是在改革開放後上大學，參加工作後趕上中國改革最波瀾壯闊的時期——八十年代。這種文化製造了一種很強的集體意識、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具有這種神聖的歷史責任感成了這一代人極鮮明的特徵。所以這一代人的思想可以用范仲淹的兩句話來概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大學畢業分到外貿部經濟研究所工作，當時湖北有一個學術刊物叫《青年論壇》，我被委任為青年論壇北京記者站站長。那時我騎著一輛女式小腳踏車，穿梭於北大、人大、清華、中央黨校、北師大之間，經常凌晨三四點鐘回到宿舍，很累但樂呵呵的。這些工作都是業餘做，一分錢報酬都沒有，甚至連公共汽車費都不報銷，完全無私地工作和奉獻，就覺得能為國家為社會做事情就很好。現在的人是很難理解這些的。
所以說“92派”是很特殊的一代人，這批人，經歷過激情革命的紅色年代，經歷過80年代激動人心的改革洗禮，從過去那種極左的思想一下子轉到改革開放的思想，有痛苦有失落。鄧小平南巡後經歷了思想轉型，覺得要實業救國，經濟救國，有很多人開始投身創辦新型企業的浪潮中。正是這個時期的歷史、文化、經濟、社會的積澱造就了“92制度派”。
我為什麼會辦企業
上大學時，我最崇尚的職業是科學家和教授，第二是企業家，對政治家是最看不上的。現在倒過來了（笑），我覺得對一個男人來講，政治抱負應該是第一位的。做不了政治應該做企業。因為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需要非常多的素質，需要非常多的約束力，要把各種能掌控的因素、不能掌控的因素進行調和。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比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所需要的特質更高，它成功的機率也更低，更不容易。學者的生活相對要簡單得多，因為他可以掌控自己。我認為我自己的這種思想轉變，其實也代表了這樣一個時代的發展過程。
我辦企業還有兩個因素，動力是來自於評比中國500強企業。
過去在外貿部經濟所做研究時，是在已開發國家研究室，有一種很強的優越感。在這裡可以看到大量的外文期刊，像《財富》、《商業周刊》、美國的外交季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年報、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還有每天國際上各類通訊社的訊息，等等，那是一個豐富的營養庫，所以我才知道有世界500強、《時代》封面人物。這些對我影響很大。後來到《管理世界》當副總編，是出於一種很純樸的考慮，那時還不到三十歲，有快成長的想法。現在看，有些投機，到雜誌社根本沒想長乾，覺得它是個跳板。但是到《管理世界》的經歷的確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時我對編輯們說，《管理世界》應該辦出特色，像《財富》有500強，《時代》有時代人物，我們《管理世界》能不能搞個什麼東西？於是就決定搞中國500家企業評比。就是這樣一個動議，後來我們在中國第一家推出500家的企業評價。中國企業500家評比一舉獲得巨大成功，《管理世界》雜誌也獲得了成功，成為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媒體。
當時我把中國500家與世界500家進行對比，很驚訝地發現一個現象：世界經濟強國的排序與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的排序有高度的吻合。就是說美國是頭號強國，世界500強企業中它的公司一定是最多的；日本是第二號經濟強國，在500強里它的企業也是第二多；德國第三號，它就第三多。這個發現給我很深的印象。我當時記得毛主席語錄里有一句“中華民族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想，要讓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擁有一大批世界性的跨國公司。這是我真正的改變。
於是開始有很強烈的願望，有朝一日自己創辦企業，如果能辦一家世界500強的企業，那才是我人生的最高夢想。
第二個因素，緣於一個今天看來也是非常正確的判斷：對於創業者來說，憑藉關係可以獲得一個進入市場比較高的起點，但是進入市場後一定要學習西方企業走市場的道路，不能把企業的發展依靠、維繫在和政府的關係上，靠政府的資源來掙錢，這條路會越走越窄。我在1993年說的一句話，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引用，就是“利用計畫經濟的餘威，搶占市場經濟的灘頭。”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要利用計畫經濟時期的人脈關係、社會資源關係獲得一個好的起點，但是要清楚地知道這樣做的目的是走市場經濟的路子。嘉德就是這樣的路子，泰康也是這樣的例子。（李慧蓮）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