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底蒺藜

閒話惹是非

某民企,機關中一部門,有十餘人,各司其職。一日,李某受友人之託,找周某辦理,周某推辭得請示。李某大為不快,與吳某訴,吳某思來想去,斷定李某說過周某能力不濟的話,招此報復。後來,周某因公務而與李某相商,李某明知周某有疏漏,佯作不知,以致周某挨訓,吳某揚言是一報還一報。周李相遇,先是借題發揮,而後同室對罵,結果被老闆同時辭退。吳某,因其又參與了幾場鬧劇,雖無把柄,莫須有地被調動崗位了。

工作中,惹出是非的閒話,不乏例證。人,聚在一起,難免有三薄二厚,就因為這層層的薄厚,就加劇了排斥和吸引,導致了異化和同化的衝突。

交往中,說話是工具是傳媒,話能抬舉人也能傷害人。人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僅有合作也有對峙。對峙雙方的統一,首先是原則,而後是包容,第三方的調停要講分寸要講得體,絕不該一面一套,貌似公允實則偏倚,不走火才怪。

由此可見,閒話要少說,必要時,聽來的即便是實話,也不一定實說,至少對於可能引起摩擦的人。那就是違背整體利益的話不說,妨礙團結的話不說。

講究方法

做事情,要有程式,要有操作,要講究方法。方法是根據事物的性質及規模不同而不同,在總方式下有具體方法,往往在準備的方式方法中要有幾套予案。

方法,服從內容,服從目的。方法的實施,有應急的措施,有從緩的步驟,有直接的舉動,有迂迴的作為。

方法,大體上主要有命令、商討、默許等幾種表現形式,這只是施動與受動的承接關係,而不涉獵做事者的具體行為。

命令式,在制度約束下或決議及其明確指示下,不允許解釋辯駁的執行,要求執行得迅速、果斷、完整。在執行過程中,發現異常要及時報告,在上級做出決定後,服從指揮。

商討式,上級已經有了明確意圖,為使更好更全面展開,有意識地與執行單位或部門商量討論,且提出指導性意見,要求執行者有創造性地完成任務。

默許式,一般是開拓性嘗試性的舉措,要用艱苦的試驗來證明理論的探索,具有實驗性的典型意義。所謂的默許,施動的機關和負責人,應當用於承擔組織的責任,跟蹤觀察分析推進。受動,就是承擔試驗的單位部門及其主要責任人,要深入民眾帶領民眾,積極探索,勇於實施,大膽創造,完善變革。

一件事,不同的人,方式方法不盡相同,這是很自然的。在實際工作中,目的要求要儘可能貫徹清楚明白,尤其是領導者,切不可把自己還沒有清楚的糊塗賬,交給別人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倘沒做好就推給別人。

在實際工作中,要不遺餘力地跟蹤調研,即使發出明確信號,更要滿腔熱情地去服務,變命令關係為共事關係,上下級都要服從決議,都在為事業努力。

方法,很重要,它關係到效果,關係到影響。有些事,儘管基本達到了目的,但不好的方法產生的消極影響,是需要一定的精力一定的時間才能化解。上下一心,群策群力,講究方法,認真做事,無往不勝。

李敖現象

有名氣的史家李敖,來大陸訪問,受到歡迎,並將在北大演講,足見其有一定影響。

李敖,以敢講話著稱于海峽兩岸,但有相當書作曾被官方查禁,僅以此就可以吸引活躍的文化青年了。國人有個嗜好,越是不讓看就越想看,越是不讓聽就越想聽。被管進禁地而後不改脾氣,這種硬骨頭的文人,難怪招人蹊蹺。

李敖,到了北京伊始,說了句“不要亂揮手”,就被網路同時引錄。現場未明,不能妄論,假定是戲說歷史,也不為過吧。而在故宮,李先生莊重嚴謹,倒別有風度。

李敖,貶低魯迅,引起不小的風波。魯迅的作品,現在看來,行文艱澀,顯然不足為怪了。至於,難於“三個家”相稱,作為一己之言,又何必讓人緘口呢?因為他的文章沒有刊載在人民日報上。

共產黨推魯迅,國民黨崇胡適,新文化兩人都有,這就是歷史,而文人史家論議曲直,很為正常。社會中,還是需要人講話,只要不是惡意中傷,屬於學術討論或者不同意見。應當汲取教訓,尊重事實,不能導出一人之言,一家之法,一幫之戲了。

李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令人欽佩。李敖乾講話,講了一些別人不敢講的真話,其志可嘉。那么,李敖能受到文化人歡迎的現象,說明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