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寫事實，以小見大”的特點
這一特點表現在本文中，是寫在北洋政府時代生活中一件大家都曾遇到的小事，並沒有半點虛構和誇張。一般人誰會將鈔票折價兌成現銀之事與中國歷史和國民性問題聯繫起來呢？又怎么聯繫得起來呢？魯迅就有這本事。開頭談鈔票之事，作者談得輕鬆，讀者看得輕鬆，感覺是一位家庭婦女在為菜市又漲價發牢騷。可是當讀到“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的時候，我們起初還覺得莫名其妙，之後便恍然大悟，拍案叫絕，從如此平凡的日常生活小事中，翻出一個如此沉重的話題，提煉出如此深刻的思想，非大手筆莫能為也。
二、披情入理，情理交融
魯迅雜文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在議論的過程中，飽含著巨大的激情。他的議論是情感化的。在這篇雜文中，作者的情感和理性始終相互作用、相互滲透。這源於魯迅對於中國歷史的深沉思考和徹底否定，因為他對封建制度和封建暴君產生了強烈的憎恨之情，對中國國民的命運和奴性人格產生巨大的同情和諷刺批判之情，他有認識和把握這—問題的興趣；反過來，隨著這一情感的增強，對中國歷史實質和國民性格的理性認識又不斷深化，而理性認識越深刻，對它的情感也越真切。這就使本文具有了這樣一種特點：理中生情，情中化理。魯迅把他對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鞭辟入裡的理性認識融化在感情之中。
三、語言富有力度
魯迅作品非常具有個人風格，他的作品不用署名，單看語言，就能辨識。他的雜文更有個性化特色。一般雜文，以說理抒情為主，語言要好，實在不容易。魯迅雜文以個性化著稱，雙關、反語等使用起來得心應手，處處可見幽默、諷刺、嘲笑。而魯迅雜文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形象性，用極為形象的語言形成意象來進行高度哲理化的議論。這就使語言具有無比的力度，如匕首，似投槍。刺向敵人，使之無法招架。《燈下漫筆》中，他將中國人的歷史概括為兩個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總共20個字，就概括了千百萬中國人所經過的歷史；它高度濃縮，勝過某些史學家的“巨著”，它有雷霆萬鈞的力量，砸向封建專制暴君，分量之大，實屬罕見。
這篇文章的語言力度還表現在用字用詞上，如“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的“溜”，“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的“鬧”，“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的“中立”等，在文章中俯拾即是，它們準確形象，入木三分，概括了現象，揭示了本質，顯示了語言的威力。鑑賞時不能不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