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乃人性、社會責任、道德倫常、體系的文化語法規定等等交織而成。在《萬曆十五年》中，我們可以看到蛛絲馬跡。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準備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僅供參考!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篇一
王國己，男，1971年出生於甘肅省民勤縣。現任教於一省級示範高中。
愛好讀書，正在為一家雜誌英譯論語供連載。有多篇教育教學論文發表。
“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這一段可謂是為《萬曆十五年》整本書定下了基調。後面的內容恰是圍繞它逐次展開，讓我們看到明朝歷史錯綜複雜的局面，那種表面上平靜而其實暗流涌動，一股無形的力量推動者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然而並非是帝國的發展和強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敗。此書在以後的敘述中則讓人深刻地感受到歷史並非總是在辯證中展開，也不是黑格爾所謂絕對理念的最終勝利。
正如作者所言，這本書對“中國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經批評得很透徹”。皇帝，無非是象徵，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謂德行大部分就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規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所謂“有德者居之。”正是聖賢的訓誡。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為國家做出貢獻。然而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屬於文官。從此書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實在是在臣僚們以道德的名義為要挾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團之下。然而“四書”中的原則，在有些人無非是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從皇帝親手安排皇太后入殮時的一切細節，卻又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自己應該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對皇帝本人的要挾與節制已經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這正是文與質的矛盾。在此種較量中，萬曆皇帝遭受了越來越多的挫敗感，最後以“罷工”作為對抗的武器，帝國的衰亡也就是遲早的事了。
從前邊的敘述可以看出，倫理道德無非是拿來作為維護帝國統治的工具而已。這正是儒家倫理道德的虛偽性，對此，鄧曉芒寫有一篇長文《從康德的道德哲學看儒家的“鄉愿”》對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來皇帝具有傳統賦予的權威，他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而其實皇帝是在臣僚們以道德的名義為要挾下按照文官集團所確定的規範來行動。任何超越和違背此種規範的行為將被加以“昏庸無道”之罪名，萬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來，“百官之所以絕對服從皇帝，即使不是有條件的，但也決不是無目的的。君主專制本來與文官制度是相輔相成的。”皇帝越過這個界限行事的不是沒有譬如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經“毫不費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像力。”他曾親自訓練老虎，差點就此死於非命;親自操練兵馬;率軍作戰，得勝回朝;自己給自己加封“威武大將軍”稱號……諸如此類自然引起了文臣們的惶惑以至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於“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築的政治體系”。萬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氣、積極性和尋找快樂的情趣”，那就只能當“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參加代表著道德的各種禮儀。苦悶之餘，只有“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消磨時光”。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作出積極的創造。”自此埋下歷史悲劇的禍根。
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乃人性、社會責任、道德倫常、體系的文化語法規定等等交織而成。其間的複雜很難用一個維度講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後的歷史歲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歷史走向。這也正是黃仁宇提出大歷史觀的一個原因。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篇二
王國己，男，1971年出生於甘肅省民勤縣。現任教於一省級示範高中。
愛好讀書，正在為一家雜誌英譯論語供連載。有多篇教育教學論文發表。
“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這一段可謂是為《萬曆十五年》整本書定下了基調。後面的內容恰是圍繞它逐次展開，讓我們看到明朝歷史錯綜複雜的局面，那種表面上平靜而其實暗流涌動，一股無形的力量推動者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然而並非是帝國的發展和強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敗。此書在以後的敘述中則讓人深刻地感受到歷史並非總是在辯證中展開，也不是黑格爾所謂絕對理念的最終勝利。
正如作者所言，這本書對“中國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經批評得很透徹”。皇帝，無非是象徵，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謂德行大部分就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規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所謂“有德者居之。”正是聖賢的訓誡。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為國家做出貢獻。然而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屬於文官。從此書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實在是在臣僚們以道德的名義為要挾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團之下。然而“四書”中的原則，在有些人無非是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從皇帝親手安排皇太后入殮時的一切細節，卻又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自己應該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對皇帝本人的要挾與節制已經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這正是文與質的矛盾。在此種較量中，萬曆皇帝遭受了越來越多的挫敗感，最後以“罷工”作為對抗的武器，帝國的衰亡也就是遲早的事了。
從前邊的敘述可以看出，倫理道德無非是拿來作為維護帝國統治的工具而已。這正是儒家倫理道德的虛偽性，對此，鄧曉芒寫有一篇長文《從康德的道德哲學看儒家的“鄉愿”》對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來皇帝具有傳統賦予的權威，他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而其實皇帝是在臣僚們以道德的名義為要挾下按照文官集團所確定的規範來行動。任何超越和違背此種規範的行為將被加以“昏庸無道”之罪名，萬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來，“百官之所以絕對服從皇帝，即使不是有條件的，但也決不是無目的的。君主專制本來與文官制度是相輔相成的。”皇帝越過這個界限行事的不是沒有譬如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經“毫不費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像力。”他曾親自訓練老虎，差點就此死於非命;親自操練兵馬;率軍作戰，得勝回朝;自己給自己加封“威武大將軍”稱號……諸如此類自然引起了文臣們的惶惑以至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於“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築的政治體系”。萬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氣、積極性和尋找快樂的情趣”，那就只能當“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參加代表著道德的各種禮儀。苦悶之餘，只有“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消磨時光”。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作出積極的創造。”自此埋下歷史悲劇的禍根。
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乃人性、社會責任、道德倫常、體系的文化語法規定等等交織而成。其間的複雜很難用一個維度講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後的歷史歲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歷史走向。這也正是黃仁宇提出大歷史觀的一個原因。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篇三
《萬曆十五年》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如黃仁宇先生所倡導的大歷史觀，黃先生在此書中一共用了七個章節描寫了七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指出了中國有了明清這樣一個歷史大失敗的歷史必然性。
一
黃先生在自序中說自己寫此書的目的在於提醒大家，“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衝突既開，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他認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在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和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內由先進的演變為落後地區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而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起資本主義呢?黃先生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在《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序言裡，L.卡林頓.富路特說到，“黃仁宇先生對明朝末期的一個的聚集，使讀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時中國官僚階層的運作方式”，“這本著作有利於全面理解現代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做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和論述”。“本書的敘述並不是要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從那時及其以後所普遍遭受的苦難一直是個巨大的錯誤;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拋棄過去的全部經驗，並儘可能地仿效西方來彌補的時間”。
二
對於萬曆來說，作為一個皇帝，他應該擁有至高無尚的權力，按我們想當然的想法，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任何事情。然而事實卻是，明代的這種官僚制度居然讓他連做人的權利都沒有，到是應證了魯迅的那句“中國就是一個吃人的社會”。萬曆不能做自己喜歡做事，不能去喜歡自己喜歡的女人，不能到自己喜歡的地方玩，不能讓自己認為有才能的人任職，不能有任何朋友，不能表現出自己的喜怒哀樂，甚至，他想勵精圖治、揚我國威地積極施政都不可能，更無須說自己還能不能選擇去死!他就是一個象徵，讓所有人來頂膜禮拜，所以他就是一個神，無所不能，可以不食人間煙火，也是如此，他也無須也不可能體會一個人的真實性。他所要做的，就只剩下遵循祖宗之法，日復一日地重複著必須完成的程式，並將這種程式保持延續下去。可以知曉，萬曆的一生是何其悲哀的一生!“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物”。然而必須警惕的是，現實中的每個自我，又何嘗不是這樣的一個個“萬曆”呢?萬曆的這樣一個悲劇性的象徵反應了中國傳統文化裡面的“形式即實質”的極度無奈。而這種無奈仍然對當代的中國人影響至深。在這一章里，黃仁宇先生還從自己的獨特視角細緻刻畫了在中國官僚政治文化下，人與人之間處理人際關係的微妙之處。如果讀者能夠仔細思考，很容易發現當下中國無孔不入的這種官僚文化控制著幾乎每箇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一方面，如果能理解到這個層面，如果我們還有一顆善良之心，我們沒有理由不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能夠後知後覺，能夠在各種環境下正確運用好這種文化，對於我們處理人際關係是相當有用的。當然我們還能從中體會更多，例如後宮佳麗無數，然而面對一切都不能改變、但精神又是極度空虛和寂寞的萬曆為何對淑妃鄭氏情有獨鍾?“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一個人，一個王朝的失敗究竟從何時開始?在當時的具體環境下，我們能夠有那種敏銳的洞察力嗎?當然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東西。
三
中國當時的形勢已經到了什麼地步呢?第二章中，黃先生提到申時行和朋友的一封通信中指出局勢艱難，“上下否鬲，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能有如此而長治久安者”!!!如此，申時行唯有行中庸之道，唯有堅持自己調濟折衷的原則，以延長風雨飄搖中的大明壽命。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文官治國的大國，申時行深知張居正失敗的根源。所以，申時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企圖在維持文官集團的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首先維持帝國的穩定，再則希望萬曆皇帝能夠作漸近式改革，以圖將來。然而，病入膏肓，國家日益積貧積弱，終於在風雨交加的1644年為一個落後的遊牧民族所滅，這又奠定了之後中國落後的基礎。張居正專政十年，最終卻落得個身敗名裂，文官集團分裂加劇，在於他忽視了中國的文官集團所具有的雙重性格，“固然有許多官僚憑藉特權，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利益，但是‘四書’所揭櫫的、為文官所標榜的宗旨，也並不全是口頭禪。如導之以誠意，一些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如鄒元標輩，又真能不顧一已之安危榮辱，為仁民愛物的宗旨拚命”。這一大帝國中央集權過度的不良後果在於：“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工作實際工資問題尚未 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必然是緩慢的、有限度的;強求效率增高，超過這種限度，只會造成行政系統的內部不安，整個文官集團會國壓力過高而分裂;而糾紛一起，實際問題又會升級成為道德問題”。
四
在張居正一章中，黃先生指出了明代的財政、政治、經濟、人事之所在，對帝國作了全面的剖析。不得不承認，中國各級政府的低效由來以久，就在於“以道德代替法制”。“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籙。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朝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中國事實上的各種制度，無論是當下還是古代，張居正可謂至死方明。如有興趣，多加思考，我們定能發現這種“人和”政不通的根源和根治方法。
五
活著的祖宗是誰?
申時行解甲歸田以後，仍然對帝國的運轉起著重要意義。“在他看來，以道德力量作為放下的根本大法， 關鍵在於防止壞事發生，而不在於不屑地去解決問題”。“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於的人事安排”。
“在我們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實質”，“當一個人強迫自己對一件事、一種前途建立信念，則其與宗教式的皈依就極微，因為凡是一個人處於困境，他就不太願放棄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極為渺茫，沒有根據，他也要把它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寄託”，這正是明代文官集團的悲劇根源。一方面它直接導致了政府未能如願改革，從而一步步走向衰亡;另一方面，也保證廷臣們的安全感，讓他們可以進行“陰謀”、“陽謀”之事。當然這些表象也從了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六
歷史上的海瑞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又應該任何評價?
我們這個帝國制度長期存在的一個困難就是：“以熟讀書讀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而海瑞呢，尊重法律，按照規定的最高限度執行，所以“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告人拋棄”。“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卻至為微薄”。他的一生是制度的一個產物，其結果是“個人的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現實中的每個人何嘗不想做一個聖人，如海瑞一樣，富有理想，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有理想的人的所作所為終不為文官制度下的同樣懷有理想的人接受為辦事的規則;倘若你理想不理想化辦事呢，想想申時行，絕不理想化的調濟折衷使大明借過了最後一次改革的機會，眼睜睜的看著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悲劇。
海瑞是“倫理道德的堅決信奉者和實行者，對國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責任感”，所以他注定要失敗，注定要成為一個悲劇!!!但是這種單純的理想，固然可以造成許多個人生活的悲劇，介地也使我們的傳統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輝!!!
“以個人對抗強大的社會力量，加之在具體處理這些訴訟的時候又過於自信，師心自用，既沒有對地方上的情形 作過周密的考察，也沒有宣布法律的準則，更沒有建立專門的機構去調查案情、聽取申辯以作出公正的裁決，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在此章中，黃先生還分析了農業社會下明朝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應了當代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些都值得我們深究。
七
戚繼光作為明代最出名的一位將領，在當時的形勢下卻也不得不獨自面對孤獨。
戚繼光號稱明朝最與有才能的將領，卻在自己被彈劾罷官三年以後仍不能見諒於萬曆，箇中原因在於他和張居正的關係過於密切。和明朝許多人一樣，他們的遭遇具有普遍和必然性，這和官僚體制下的文官和武官之間的關係有關。
實際上戚繼光以一人之力，重振了明朝的軍事實力，使得萬曆能能夠抵禦倭寇和北方遊牧民族的進攻。然而諸如此類的軍事天才孜孜不倦的奮鬥竟也不能是奄奄一息的王朝止住頹廢之勢。“現代化的技術和古老的社會組織斷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術推動社會組織趨於精確和嚴密，那就是鬆散的社會組織扼殺新的技術，二者必居其一”。
俞大猷和戚繼光為同一時代的優秀軍事將領，最終卻只有戚繼光能夠名揚青史。這在於戚繼光深知中國官僚體制下“個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會因素”，“沒有去觸動整個國家體制，而只是腳踏實地，做他職責範圍內力所能及的事”。如此一來他成功了，但同時，整個時代失敗了!!!
八
李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內心充滿矛盾卻又強烈的堅持個人的價值觀。“這類典型的作家，如果發現了崇高的真理而願意為之犧牲自己，他的文字之間就會表現一種燃燒性的自我滿足和欣快”。
李贄貌似看透了社會的所有弊端，但又發現自己無能為力，更可惡的是自己不能不依靠這個令自己極端厭惡的社會體制生活。如果我們想弄明白當代的自己是如何地與現實格格不入，但同時又極端的依賴於這個讓我們極端憎恨的體制。
體制是什麼? “監獄是個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後習慣它，更久後，你不能沒有它，這就叫體制化。”“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的，你習慣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體制化”。
“李贄的悲劇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漲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現實中的我們，當我們面對李贄的這種困境時，我們會作何選擇呢?難道是像他一樣最後殉道似的自殺嗎?
如果我們確實能認真體會李贄的那份孤獨和無奈，並對此章研究一番，那我們肯定會理解現實中每一個人言行舉止中表現出的荒誕和怪異。
我認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責任了解中國的真實狀態，所以決定將下面幾段話摘抄下來。
“在本書的前面幾章中曾不止一處提到，我們的帝國是由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的社會。數以千萬計的農民不能讀書識字，全賴乎紳士的領導，村長里甲的督促，他們才會按照規定納稅服役。在法律面前，他們享有名義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他們的得失甚至生死，卻常常不決定於真憑實據而決定於審判官的一念之間。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個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不技術之不及。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枕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身敗而兼名裂。”
這些也算是黃仁宇先生對整中國的大失敗做的一個總結。
在此書中，對於黃仁宇先生的治學，本人是頗為尊敬的。黃先生以每周一冊在速度花了兩年的時間讀書完了一百三十三冊《明實錄》，自計畫撰寫到殺青，歷時七年。另外，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也可以讓我們借鑑。